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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程千帆先生二三事,将灵魂安顿在唐宋时代10bet官网中文

时间:2020-05-15 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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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南京大学文学院隆重举行程千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暨程千帆学术思想研讨会,纪念文史研究大家、诗人、教育家程千帆先生。南京大学副校长杨忠及程千帆先生的家人、生前友好及程门弟子近200人参加活动。会议由文学院院长徐兴无主持。

莫砺锋,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央视百家讲坛着名主讲人。曾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恩师程千帆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优秀学者,更是桃李满天下的优秀教师。程先生年轻时就立志为教育事业贡献终身,曾声称“最大的野心就是当教授”。 程先生晚年在遗嘱中说:“千帆晚年讲学南京大学,甚慰平生。虽略有着述,微不足道。但所精心培养学生数人,极为优秀。”当时我以证人的身份在这份遗嘱上签名,大为震撼:程先生是公认的优秀学者,但他竟然把培养学生看得比自己的学术研究更加重要!许多“程门弟子”都珍藏着当年经过程先生批改的论文草稿,上面布满了红笔写的批语,连一个错别字、一个用得不妥的标点,他都细心地勾出来了。我从1979年9月到2000年6月,立雪程门二十载,对程先生的嘉言懿行了解得比较全面。但当我提笔写这篇文章时,首先想起的却是他偶然说出的几句话。 1979年4月,我正在安徽大学读本科二年级。作为“77级”大学生,我万分珍惜这个姗姗来迟的学习机会,心无旁骛地坐在安大外语系的教室里认真诵读ABC。忽然有外班同学要提前报考研究生的消息传来了,同学们撺掇我也去试试。我跑到省教育厅去查看研究生招生目录。最后选定了南大中文系的“唐宋诗歌”方向,导师是程千帆教授。当年6月,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考场。5场考试下来,自觉考得还可以,就对录取心存幻想。可是有人告诉我,考前没有与导师联系过,更没有到导师家去拜谒,录取的希望是很小的。没想到暑假过后,我竟收到了南大的录取通知。到了9月,我就与两个新同学一起见到了满头白发的程先生。坐定以后,程先生说:“这次共有40多人报考我的研究生,有人写来了10多封信,寄来各种文章、学习笔记,也有人几次带了礼物跑来见我。可是你们三人连信也没有写来过——这很好!”说也奇怪,我一直记得最初听他所说的这几句话。在程先生门下,需要的是诚实、刻苦,任何投机取巧都无隙得入。 2000年5月17日,程先生突发脑梗塞,被送进南京脑科医院抢救,从此一直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当年6月1日,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两天,程先生的女儿从医院打电话催我快去,说先生正在不断地呼唤我的名字。我匆匆赶到程先生的病榻边,他却已不省人事。过了一会,他喃喃地说了几句难以听清的话,突然,他紧紧地抓住我的手,相当清晰地说:“我对不起老师,我对不起黄先生!”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知道程先生一直牵挂着黄季刚先生日记的出版,这部日记虽然早已由程先生整理完毕,且已在出版社排版,但尚未印出,这是先生在弥留之际最放不下的事情。要知道,当时由我负责编辑的15卷本的《程千帆全集》即将出版,最后的一批校样曾由程先生过目。程先生在人生的最后瞬间不问他本人全集的事,却念念不忘他的恩师黄季刚先生的书,这绝非偶然。程先生对他的老师一向怀着深切的感激和怀念,他曾从黄季刚、刘衡如、胡小石、刘确杲、胡翔冬、汪辟疆等先生问学,终生念念不忘,并将自己的成就归功于诸位老师。程先生曾在金陵大学选修过着名化学家戴安邦教授的课,直到晚年在南京大学的校园里路遇戴先生时仍敬执弟子礼。可以说,程先生晚年为振兴南大的古代文学学科倾注了全部心血,这正是对他曾在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受教的诸位恩师的最好报答。 程先生自身发出的光辉是其学术成就,他更重要的贡献则是把文化的火种传递给下一代,使之生生不息。(莫砺锋 作者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10bet官网中文 2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程千帆先生在教员宿舍中(摄于1979年)

杨忠副校长在致辞中简要介绍了程千帆先生的学术成就与教育成就。他说,三十五年前程千帆先生应老校长匡亚明教授之聘,就任南大中文系教授,开始了他生命和学术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在这里,程先生整理旧作,撰写新书,指导了十余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并从这些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实践中,形成了他一系列科学而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和教学方法。“考据与批评相结合”、“文艺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等思想和方法,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程千帆先生晚年还为南京大学中文学科的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就文科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本科生教学工作,向学校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杨忠副校长指出,程千帆先生历经坎坷,自强不息,取得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程先生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文章,是我国学术界和南京大学的宝贵财富,值得继承发扬。

“这一生与诗书做了闺中伴,与笔墨结成骨肉亲。”越剧《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唱词,在莫砺锋听来甚有同感。他在中学时就将“工程技术人员”视为理想,曾希望以自己偏长的数理化知识来服务社会。没想到后来命运弄人,变成一个钻故纸堆的学者。年近古稀时,这位被南大中文系学生奉为“学术偶像”的中国首位文学博士推出十卷本文集。

读研期间,读过程千帆先生的《宋诗选》和《古典诗歌论丛》。论文完成,等待答辩期间,方知有一笔经费,可用于访学和查资料,于是决定去南京和北京,拜访几位前辈,并请导师朱东润先生写信介绍。朱先生说,程先生的信,他要自己写,其他人辈份比他低,“你们拟好文字,我签名就可”。其实程先生要比他年轻十六七岁,因他们曾在武汉大学同事,故视为同辈。

着名学者周勋初教授致辞,深情回顾了程先生的学术精神及其对南京大学古代文学学科的贡献。清华大学傅璇琮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郁贤皓教授、台湾清华大学朱晓海教授、复旦大学傅杰教授、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胡晓明教授、武汉大学吴志达教授、北京大学葛晓音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唐翼明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高克勤编审、凤凰出版社姜小青编审、南京大学出版社左健编审、闽南师范大学林继中教授、厦门大学吴在庆教授、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等程千帆先生的好友、弟子代表及程先生的女儿程丽则先后作大会发言,深切缅怀程千帆先生。

《莫砺锋文集》十卷,五百余万字,收录了莫砺锋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撰写的各类专书二十余种。“在七十之际将平生着述纂成一集,对几十年文字生涯作一个总结,便不是毫无意义的灾梨祸枣。”莫砺锋谦虚地说。实际上,这位被誉为“一代学人的标杆和楷模”的学者,其学术研究既伴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更因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与建树在学界备受尊崇。

初见程先生,是1981年6月,他住在南京鼓楼附近北京西路普通的教员宿舍,室内一切都很简陋,书也不多。记得坐下不久,程先生就说,像我这样的年纪,不应该只有这么一些书,动乱过后,也就只能这样了。我与同学周建国同行,各就关心的问题向先生请教,很有收获。夏间去看朱先生,说到外访诸前辈的感受,先生刚参加国务院第一届学科评议组会议回来,说程先生会后又到青岛讲学,感慨:“千帆是个才子啊!”

与会代表分组讨论,回顾与先生的交往、求学点滴。与会代表高度肯定程先生既是一位卓越的学者,也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并深入阐释了他的学术思想。

4月23日,本报专访莫砺锋。

再次见到程先生,是1986年4月在洛阳参加第三届唐代文学年会,此前程先生已接续萧涤非先生担任学会会长。

程千帆生于1913年,193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前身之一的金陵大学,受教于黄侃、胡小石、刘国钧、吴梅、汪辟疆等学术大师,走上了探究文史之学的道路,并与着名女词人、古典文学学者沈祖棻先生相识相知,结为伴侣。历任金陵中学、金陵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教职,1978年任南京大学教授,2000年逝世。程千帆是公认的国学大师,在校雠学、历史学、古代文学、古代文学批评领域均有杰出成就,在旧体诗创作和书法方面也有极高造诣。先后出版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史通笺记》、《古诗考索》、《闲堂文薮》、《被开拓的诗世界》、《两宋文学史》、《校雠广义》等二十部学术着作。程千帆先生还是杰出教育家,教学艺术和学生培养方面成果斐然,在他的有生之年,培养出了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指导了近二十位博士、硕士研究生和一批海内外高校的进修生,他培养的学生具有鲜明的学术理想和治学风格,被学界誉为“程门弟子”。

固守“唐宋文学”一亩三分地

有两件事印象特别深刻。

在程千帆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南京大学文学院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等机构合作,出版了《闲堂书简》,《程千帆沈祖芬年谱长编》、《千帆身影》、《千帆诗学与中国哲学》等一批有关程千帆先生的图书,公布了一批程先生的珍贵学术与生平资料。

中华读书报:您在1978年考入安徽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作为高考恢复后第一批进大学的学生,大学带给您什么?

一是那时年轻学者都热衷探索新方法,利用会议中午休息时间开座谈会,谈如何用新方法研究唐代文学。程先生也受邀参加,坐在边上,我离他隔一个座位。到最后,年轻人希望程先生谈些看法,程先生说,我早年对西方的方法也有兴趣,做过些尝试,不能说都成功。你们谈的内容,有些我能听懂,有些不完全能理解。但既要研究唐代文学,一定要做个案,即作家作品的研究。不要仅谈方法,一定要拿出东西来。

莫砺锋:我1966年高中毕业,1977年参加高考时,已在农村插队十年了。我并不嫌弃当农民,但总觉得使用镰刀、锄头的劳动,创造的价值太小。在江南的六年中,我每年的劳动成果就是二千来斤粮食,其中还有四百斤被自己吃掉了。在淮北的四年中,我在公社农具厂里“亦工亦农”,每年也就生产十来箱螺丝钉,产值只有一两千元。进了大学,我从体力劳动转向脑力劳动,也许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大学带给我的,最主要的便是人生轨迹的改变。

另一件事则是对我的关照。会间与杨明住一室,早晨还没起床,程先生敲门来看我,慌乱可想。坐下,程先生说读了我写的《杜诗早期流传考》,一直想来看我,他说自己早年写过《杜诗伪书考》,对杜集形成过程,一直觉得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弄清楚,我的文章解答了他的一部分疑惑。更鼓励我,年轻人应该多写这样踏实有创见的文字。

中华读书报:您在学术上刚刚起步时,遇到了思想解放运动。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在您的学术小传中,好像没有太多涉及当时西学思潮的冲击,是否不像当代文学作家和研究者那样受到大环境影响?

2008年,当我接任学会会长时,莫砺锋教授大会发言说,那年往洛阳的火车上,程先生就说,会间我一定要去看看陈尚君。程先生的清晨来访,居然早有规划。

莫砺锋:我1984年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学术上刚刚起步。当时的西学思潮对古典文学研究界也有冲击,比如有人宣称必须运用“新三论”来研究文学。1986年我到美国哈佛大学去当访问学者,临行前程千帆先生交代我向美国学者请教如何运用“新三论”。我一到哈佛就结识了宇文所安教授,便赶紧向他请教。没想到宇文所安反问我:“什么叫‘新三论’?”原来美国的学者并不强调新理论。我缺少独创精神,在较长时间内都没看到有人用“新三论”或是“熵论”研究古典文学做出多少成绩,也就不想跟风了。

程先生来后,我与杨明一起回访他。他室内恰有客人,见我们来,起身告辞。程先生送客回来,告诉我们,来人是陶敏,在湘潭任教,研究很扎实而细致,必能有大成就,可惜连会议正式代表都没得到,只能来旁听。这是我与陶敏初次见面,陶因右派嫌疑,刚回归学术。以后我们各有进益,与程先生这样许多前辈的激励表彰是分不开的。

中华读书报:您多次提到过程千帆对自己的影响,他所传授的研究杜诗的方法是怎样的,现在是否仍然适用?

第三次见到程先生,是1987年11月,朱先生的博士李祥年论文答辩,请程先生来担任主席。我去老北站接人,程先生一行两人,坐了五个小时硬座,对老人来说,一路辛苦可知。程先生下车就说,朱先生要我来,我是一定要来的。接到住处,上海古籍出版社两位老总钱伯城、魏同贤已在住处恭候。程先生没有休息,立即与两位谈起来,我在旁立听。程先生谈到古籍社对南大同仁出书的支持,马上就转说自己近期的工作情况,并介绍他学生的成就,进而说今年可交几部,明年可交几部,一些已是很年轻学人的著作。那时学术著作出版很困难,我那时很惊讶于程先生说话之口气,现在体会,更见学术领袖的胸襟和气度。

莫砺锋:程先生亲自为我们讲过“杜诗研究”这门课,这是一门发凡起例的课程,目的是讲授古典文学的研究方法,因为空说方法难有成效,就用杜诗作为范例。他的想法是学生学会了如何研究杜诗,也就会研究其他古诗了。他传授的具体方法当然很多,从怎样搜集资料,辨别真伪,到如何分析文本,引出结论,相当全面。但最主要的是“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学术理念,这是我终生服膺并力图贯彻的。

上世纪90年代,我来往南京大学极其频繁,拜谒或偶遇程先生的次数也难以计数。1990年南京大学办第五届唐代文学年会,邀请到台湾学者团,有当时年辈最高学者十多人参加,程先生号召力确实很大。第二年春,南大因办会成功,在丁山宾馆酬劳办会师生,我也受邀参加。席间,莫砺锋带程门诸生到另一室给程先生敬酒,我也附骥尾。程先生稍喝了些酒,有些兴奋,他说,我想喊一句口号:“接班人万岁!”在场的人都很感动。

中华读书报:在《程千帆评传》一文中,您提到程先生为博士生选定的必读书目。您在后来的教学中是否也延续这一方法?

1992年,参加程先生八十诞辰的庆贺会。让我大开眼界的是,他的学生带了许多寿联贺幛来祝贺,有重回上世纪30年代的感觉。从许多细节也可体会南大对师生礼法的讲求。一次偶要与友人去看莫砺锋,友人也随意惯了,突严肃说,要换下鞋,去莫老师家是不能穿拖鞋的。初识莫砺锋,听说他要评副教授了,问之,他说,这些都由老师安排,我绝不过问。程先生的原则,当学生成长以后,不应该让他们为各自利益而交恶,老师应担更多责任。记得张伯伟1995年晋升教授,张宏生晚了一轮。我后来从各方证实,程先生其间曾与两人分别谈话,说明两人条件都已成熟,总要有先后,谁先谁后是他的决定,问他们有什么想法。“老师都决定了,我还能有什么想法?”这是张宏生亲口告我的。

莫砺锋:当年程先生让我先研读八部先秦经典(其中《论语》《孟子》算一部,《老子》《庄子》也算一部),然后再开始研究唐宋文学,可能是考虑到我没有读过中文系本科,基础薄弱,必须“恶补”。况且当时的博士生培养刚刚起步,在我攻博的三年中,整个南大中文系只有我一个博士生,课程体系也尚未建立,所以用专书研读取代学位课程。现在的博士生培养有较周全的课程体系,但攻读典籍仍是南大文学院对博士生的基本要求,具体书目已扩展到三十部,让学生从中自行选择五种。

程先生对典籍熟悉,对旧诗文常能即兴吟诵,如数家珍。有一次与章培恒先生聊天,直夸程先生学问好。他与程先生说到自己字写得不好,程先生说字写得好不好,不影响做学问,清代章学诚字也不太好。章先生与章学诚同姓,又都是绍兴人,章学诚在清学史上地位崇高,用这来宽慰,让章先生自然很受用。即兴之间能知此,更属不易。一次我与程先生聊天,历数他的学生的成就后,我说你的学生各从你这里得到了一节,即某一方面的学问。程先生当即回答:“这正是他们的不足啊!”不愧严师。

中华读书报:程千帆先生认为,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很想知道,您如何看待古代文学学术研究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程先生晚年,很喜欢听昆曲,且经常邀请苏昆剧团到南大作专场演出,我即遇到三次。一次是唐代文学年会期间招待参会学者,地点在朝天宫。另一次在他八十诞辰时,在南大校内礼堂,我唯一一次见到匡亚明校长,就在观剧时。还有一次是1991年春,虽得邀,但受委托起草《全唐五代诗》凡例,当晚要交稿,因而没去。

莫砺锋:我觉得具体的学术研究当然是为了解决问题,如果没有问题要解决,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有意义的论文。但是在整体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是提升我们对古典作品的理解和掌握,促进我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其现实意义是为民族复兴提供学理支撑。

我的研究得到程先生首肯者,应该还有《花间词人事辑》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近年出版程先生年谱长编,有对后文的赞许。我唯一一次收到程先生来信,也谈对后文的看法。他认为若最终能够证明此书后出,那么可以肯定此书深受东坡诗论的启发。

中华读书报:很赞赏您的一句话,“在1979以后,我成天钻故纸堆,灵魂安顿在杜甫、苏轼所属的唐宋时代”,这是不是您学术研究的常态?

前年,我在给千帆先生外孙女张春晓(早早)书写序时,说她“录取复旦读博的过程有些曲折,所幸所有涉及者都做得很合适”,在此也可将过程写出。春晓才分好,能写诗词与小说,也可能她自幼生活在南京,本科到硕士接触的老师多是外公的学生,想换个环境,要报我名下,我自感意外。程先生始终没与我联系,仅在给本系傅杰写信时,提到她要来考,希望做朱老的小门生,不知是否有机会。傅杰转告,我当然表欢迎,但也表示要看考试成绩来决定。成绩出来,招生名额一名,春晓考到第二名,有些尴尬。所幸那年骆玉明老师没有招到合格的学生,我就与他商量,在他名下录取。入学后如何指导,我也从前辈那里学到了办法。开学初,我请骆老师与春晓一起吃饭,饭间由春晓择定,一切顺利。

莫砺锋:这句话当然有点夸张。老一代的学者中真有这种情形,听说清史专家孟心史先生对康熙、乾隆年间的粮价能够“一口清”,却对目前的粮价一无所知。我们这一代学人不可能这般脱离现实,比如我本人就常会翻阅当代的文学期刊,还会读读《基因传》之类的科普读物,但我的学术研究确实专注于唐、宋文学。我的师兄弟们近年来研究范围有较大开拓,时间下及清代,空间旁及域外,但我才力薄弱,无暇他顾,便一直固守“唐宋文学”这一亩三分地,杜甫、苏轼是我朝夕相对的古人。

那年冬我到南京,程先生与师母请我吃饭,并告已经给我与骆老师各写了一副对联,已送装裱。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程先生。他送我的诗联是:“大江千里水东注,明月一天人独来。”这是著名的古联,也传达程先生对我的认识与期待。

中华读书报:1984年,国内首次文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您以《江西诗派研究》为学位论文顺利通过三个小时的答辩。能否谈谈,五年的学术训练,您有了怎样的收获?那时候的博士培养和当下比,有怎样的不同?

莫砺锋:我的收获便是基本学会了怎样从事学术研究。想当年程先生请周勋初、郭维森、吴新雷三位先生当他的助手,四位老师共同对我施加“友善的压力”,我再愚鲁,也不会毫无长进。我答辩时的答辩委员有钱仲联、唐圭璋、徐中玉、舒芜、霍松林、傅璇琮等先生,论文评阅人则有林庚、王起、朱东润、萧涤非、孙望等先生,堪称豪华阵容。那时候的博士培养更像旧时代的工匠带学徒,完全是一对一、手把手地教技能,并不追求“规范化”或“体系性”。当下的博士培养更像流水线生产,体系完整,规范严格,但难免有程式化的缺点。我觉得在人文学科的范围内,两种形式各有所长,最好能取长补短。

中华读书报:20世纪90年代中期,您曾参加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工作,担任宋代卷的主编。能谈谈那时候的教材编写,是怎样的情况吗?在编写上您有何主张和原则?

莫砺锋:袁行霈先生是全书主编,在总揽全局的同时也注重发扬民主,整个编写过程真正做到了集思广益。我们开过多次编写会议,从确定全书宗旨和章节安排,到各编提交样稿互相审读,都经过充分的讨论。第一次编写会上还请“游国恩史”的主编之一费振刚先生来介绍当年的编写情况。在全书九位分卷主编中,我年龄最小,资格最浅,但也已教过十年文学史课,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我在编写上并没有特别的主张和原则,别的分卷主编也没有提出特别的主张,最终体现在全书中的原则或理念都是经过集思广益的集体意志。我很欣喜能参加那次集体编写工作,主编袁先生与多位分卷主编是我尊敬的前辈,聂石樵、袁世硕先生几乎与我父亲同龄。黄天骥先生其实也是我的前辈,但他性格活泼,又能“不耻下交”,我们的关系便有点“忘年交”的味道。总之,我在编写工作中结识了多位前辈,获益非浅。

中华读书报:您被许多南大中文系学生奉为“学术偶像”。您觉得主要是什么原因?

莫砺锋:可能是由于我是本系的第一个博士生,是“程门”的大弟子,平时又不苟言笑,比较一本正经吧。当时还有不少南大学生借金庸小说中的人物,称我为“莫大先生”。反正肯定不是由于学术精深。

杜甫研究及其他

中华读书报:您很早就研究杜甫,为什么喜欢并选择了杜甫?

莫砺锋: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杜甫确实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千家注杜”的现象说明古人就将杜甫定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程先生为我们那一届研究生开过两门课,一门是校雠学,另一门便是杜诗。其二是我热爱杜甫。下乡插队以前,李白与杜甫在我心中的份量是等同的。下乡以后,尝到生活的艰辛,李、杜的天平开始倾斜。特别是在我自己的茅屋被秋风刮破,夜间躺在床上仰望满天繁星时,便觉得杜甫离我更近。后来选择杜甫为主要研究对象,那段生活经历便是内在的原因。

中华读书报:您在1991年决定着手撰写《杜甫评传》时,已有三本同名着作问世。尤其是陈贻焮先生的巨着。在这种情况下,您的写作有压力吗?您认为是否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阐发?

莫砺锋:客观上说,《杜甫评传》并非我自己的选题。当时南大校长匡亚明先生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选目中有杜甫。起初约了外校的一位学者,后来因故爽约,匡老便在本校教师中物色撰稿人选,那时正任丛书副主编的周勋初先生提议让我来写。我本来热爱杜甫,很愿意借此机会向杜甫致敬,便接受了任务。我认真读过所有相关着作,其中当然包括陈贻焮先生的同题巨着。压力是有,但压力其实也是动力,那会提醒我一定要付出加倍的努力。说到阐发的空间,主要在于我的《杜甫评传》属于《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我必须格外注重对杜甫思想意义的阐发。我在主观上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至于有没有实现,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中华读书报:听说您在写作时,居然有一次梦到了杜甫,可见您的创作投入与痴迷。想知道您的创作状态。

莫砺锋:杜甫经常走进后人的梦境。唐人韩愈诗中说:“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清初的王嗣奭也曾梦见杜甫,醒来后写诗说“我公号诗圣”。我写《杜甫评传》时赶得较紧,日夜都在思考杜甫,便在梦中见到了杜甫,他的模样就像蒋兆和画的杜甫像,语音则是浓重的河南口音。可惜那样的机会仅有一次,借用孔子的话说:“久矣吾不复梦见杜公!”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杜甫在儒学的发展史中起到重要作用,甚至统计过杜诗中用到“儒”字有45次,其中有44次是在“儒家”的意义上用的,杜甫对儒学思想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莫砺锋:我认为杜甫对儒学的最大贡献有三点:一是用实践行为达到了儒学所追求的境界,包括仁爱思想和人格精神,从而证实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命题;二是把儒家仁爱思想的施予对象从人类扩大到宇宙中的一切生命,从而成为宋儒“民胞物与”精神的先驱;三是用精美绝伦的诗歌语言对儒学精神进行最生动的阐释,从而为弘扬儒学开创了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有效途径。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哪些杜诗是被大家忽略了?能否举例说明,应该如何重新认识这些诗的价值?

莫砺锋:杜诗选本很多,像山东大学选本与邓魁英、聂石樵选本都选得很好,但是仍有一些重要作品被大家忽略。我与弟子童强教授合作编选了一本《杜甫诗选》,2018年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与上述两种选本相比,我们的选本中增加了一些作品,主要可分两类:一类是因思想倾向的因素长期不受重视,例如《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哀王孙》。另一类是因诗体、风格的因素而被忽视,例如七排《题郑十八着作丈》与五古《火》,具体的分析可见该书。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自己所写的《杜甫评传》,在同类着作中有什么特色?

莫砺锋:要说有什么特色的话,那就是我的《杜甫评传》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一种,它更重视杜甫作为思想家的重要意义。换句话说,我既把杜甫当作伟大的诗人,又把他当作伟大的思想家,在论述其诗歌成就及创作过程的同时,也对其人生哲学、政治思想及美学思想进行探讨。

中华读书报:《漫话东坡》被您称作“非驴非马的状态,完全是有意为之”。您写惯了学术论着,在这本书中有意避免再写成严肃的专着,是否在写作时格外放得开?完成后您觉得满意吗?

莫砺锋:我热爱东坡,我曾写过十多篇有关东坡的学术论文,都是相当严肃的。《漫活东坡》不同,它是一本普及读物,不能像论文那样来写,否则有谁会读呢?但是我一向反对在普及读物中对古人进行“戏说”,那样会歪曲古人的形象与精神,最终误导读者。所以我既想保持严肃认真的学术精神,又想采取轻松活泼的语言形式,结果便写成这个样子。我写本书是很放得开的,因为我并不追求深度,也不追求创新,我只想与读者朋友谈谈我心中的东坡,只想写成一本“漫话”性质的书。我自己对此书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它基本做到了“无一事无出处”,不像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那样有较多的想象和“戏说”(比如东坡对堂妹小二娘的“爱情”,以及东坡练习“瑜珈功”等)。

中华读书报:您写《杜甫评传》《朱熹文学研究》《漫话东坡》等着作,在选择传主、写作特点上有何共同之处?

莫砺锋:传主当然必须是我热爱的人物,这样我才有写作的动力。尤其像《漫话东坡》,写成后又不算“学术成果”,甚至从未填进南大的工作量考核表中,而写作所费的心力并不亚于一本学术专着。比如为了弄清到底是谁最早把“韩海苏潮”这句话变成“苏海韩潮”,我便在香港浸会大学的图书馆里钻了整整三天。如非热爱传主,何必自讨苦吃?至于写作特点,只能说是实事求是的精神,至少我本人是以此为努力目标的。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

中华读书报:您的学术研究,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在此背景下,您愿意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谈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变化吗?您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几十年,中间有过怎样的变化?

莫砺锋:我觉得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四十年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实证性研究,包括文献整理与史实考据都得到加强,而且成绩喜人。而以前那种“以论带史”的宏观概论式研究比较少见了。我本人的研究路数没有太大的变化,要说有的话,那就是近十年来比较重视学术普及工作,撰写普及读物,进行公益讲座,几乎占了我一半的时间和精力。

中华读书报:您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读诗的境界。比如读《离骚》,“读得泪如倾盆雨,衣服都打湿了,才真正懂《离骚》”。通俗意义上,我们常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但是好像也还不能达到这种境界。感觉您是“感同身受”才有深刻的体会——如何读诗,能否谈谈您的体会?

莫砺锋:那句话是引用古人之言,当然我也同意。这与我对阅读古典诗歌的态度有关。我认为读诗的最高境界是读人,是透过文本走近古代诗人,倾听他们的心声,感受他们的心跳,从而在人生观或人格精神上接受熏陶。中国人评价诗人,一向人文并重,凡是流传千古的一流诗人,一定具有一流的人品,否则再有才华也会被历史淘汰。我曾在《诗意人生》这本小书中介绍了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六位大诗人,我认为阅读他们的作品,应该达到这种境界,才能做到尚友古人,从而真正获得裨益。

中华读书报:研究古典文学,最要紧的是什么?您曾经提到,“只要能解决问题,运用任何方法都是可以的。方法的价值在于解决问题……”,但是学术界仍不乏“花拳绣腿”等不良风气。如何减少类似现象,您有何建议?南大的古代文学学科建设也非常出色,是否可以归纳几点经验?

莫砺锋:我觉得最要紧的有两点:一是在整体目标上要有古为今用的价值导向,研究古典文学是为了推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不应自我局限在象牙塔内;二是在做具体课题时要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要实事求是,言必有据,要坐得住冷板凳,切忌追求轰动效应。我说的“花拳绣腿”是指如下的学术现象,有些论着满纸新名词,其实只是胡乱贴上的标笺。注释则引用许多外文着作,但往往文不对题,甚至是“伪引”。这样的论着读来不知所云,细究也没干货,只能说是花拳绣腿。如何减少此类现象,需要从两方面入手。学界自身应该诉诸学术良知,加强学术自律。管理部门应该改革只重论文数量、只重刊物档次的评价标准,并将评价权力交还给学术共同体。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总体学风比较端正,我们的经验是努力继承前辈学者的优良传统,在学科内部确立符合学术精神的价值观,尽量减少外部环境的干扰。

中华读书报:拜读了《浮生琐忆》和《师友杂记》,非常感动。看《离家》一章,竟也随着您一起,“泪珠涌进眼眶”;看《初恋》,心中也生出淡淡的怅惘;您对待疾病的坦然甚至幽默,对待师友的深情厚义,还有更多的内容,富于学理,又风趣幽默。您在写某些回忆文章时,有没有顾虑?

莫砺锋:《浮生琐忆》是我的回忆录,它的写作有点像受灵感驱动的文学书写,但内容完全真实,决无半点虚构,也决不追求文采。北大未名网站上曾有匿名评论说此书“平静,真实,而且琐细”,我很满意这个评价。《师友杂记》由一组短文组成,都是有感而发的心里话。我一向认为各行各业的从业者并无高低贵贱之分,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大学教师,又没有什么高贵的身份要维护,写写回忆文章当然毫无顾虑。况且我写的全是真人真事,正是它们构成了我的生命,正是它们为我的人生赋予意义,我很愿意坦率地向读者介绍这些内容,就像与朋友谈谈家常一样。

中华读书报:在生活中,您是不是一位特别富有诗意、讲究诗意的人?您崇尚怎样的生活?

莫砺锋:这要看怎样定义“诗意”。我认为只要对庸俗卑微的生活环境实现某种程度的超越,便可说是诗意的生存。我曾在《诗意人生》中将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六人称为诗意人生的典范,尽管他们的人生遭遇与作为相去甚远,但正如孟子所说,“易地则皆然”。我本是个俗人,但我在农村的茅檐下结识了上述大诗人,他们在冥冥之中引导着我的人生轨迹。我读古人的诗词,总有一种似曾相识、同病相怜的感觉,看看他们是如何度过人生中的艰难困苦,体会他们面对艰难困苦的洒脱和尊严,使我深受启发。我对诗意生存的理解有点像黄山谷所说的“不俗”:“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此外,我在日常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情景,总会联想到古典诗词的名篇、名句,并在心中涵泳体会,那也是对诗意的追求。我崇尚的生活是物质上达到温饱以上,精神上自由洒脱,此外别无他求。“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此生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