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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在心,92岁黄宗英出文集

时间:2020-05-01 23:53

我与宗英大姐相识于1984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作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那天,我在京西宾馆正为上海作家代表办理报到登记手续,只见一位身材高挑、身穿棕色皮茄克、足蹬马靴、留着长波浪发型的女士款款朝我走来,等她走近我才认出是大名鼎鼎的黄宗英。后来得知宗英大姐刚从央视的电视剧创作中心《小本屋》拍摄地赶来北京参加会议,这是她第二次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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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代的黄宗英

从影多年改行创作成为“双料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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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丹《地狱之门》题跋

黄宗英这个名字是属于观众的,也是属于读者的。在芳华盛年,她以银幕丽影征服了万千观众,中年识世时又拿起笔杆丰茂读者的内心,如今92岁高龄的她容颜虽改才情未逝,将数十年的文章、书信集结成四卷《黄宗英文集》出版。

我与宗英大姐的交往是她与冯亦代喜结良缘后的事了。她患有严重的头疼症,止疼的药物含有吗啡成分属内控药,在北京没医保的宗英大姐开不了名为“再普乐”的特效药,只要一犯病就向我讨“救兵”。而我接到“求救信”后即到华东医院搬“援兵”,然后速寄北京。她给我的20余封书信就是这么来的,在信中她还告诉了我她得此病的来龙去脉。

思南读书会现场,从左至右为曹可凡、阮丹青、赵丽宏、李辉、韦然

黄家兄妹,前排左一为黄宗英

2016年的最后一天,《黄宗英文集》在思南文学之家举行了发布会,虽然原定出席的黄宗英因手术未能到场,但这场“跨越时空”的追星会仍吸引了一二百位中老年读者。曾为黄宗英做过专题的上海电视节目主持人曹可凡、文集的策划人李辉、诗人赵丽宏,以及黄宗英第二任丈夫程述尧与演员上官云珠之子韦然与黄宗英侄女阮丹青都来到了现场,他们从工作、生活回忆了黄宗英的多面人生。

1959年初,黄宗英正在电影《聂耳》攝制组中饰演舞女冯凤,一天,电影局领导突然宣布把她从电影演员剧团调至电影文学创作所,专业写剧本。黄宗英听后大吃一惊,头即刻疼得如炸裂一般,由于过度焦虑,就此落下缠绕至今的病根。

壹 辞旧迎新在思南

上世纪五十年代赵丹与黄宗英

《黄宗英文集》发布会

其实,电影局对黄宗英的调动并非拍脑袋的决策,事先也摸过底。1949年5月,上海刚解放,黄宗英与电影明星们积极投入到由昆仑公司组织的慰问解放军的演出。演出中的报幕词、串连词、集体朗诵词和谢幕词全出自黄宗英之手,因而她被剧团称为“一支笔”。1952年她还出版了散记、观感的书,这在当时的电影明星中是很稀罕的事。翌年,黄宗英被上海电影局选送中央电影局主办的电影剧本创作讲习班,期间,她完成了第一部剧本《平凡的事业》。

《黄宗英文集》四卷本得以问世,其实源自我发的一条微信。2015年11月19日,我到上海华东医院看望黄宗英,之后发出微信。其中说到,我想编选一套黄宗英文集,在她2016年生日之际推出。深圳海天出版社副总编辑于志斌兄看到微信,跟帖:“哪里出?我们先挂个号。”我们很快通话,当即敲定,交由海天出版社推出。

冯亦代与黄宗英

曾在采访前留下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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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英与深圳有缘。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她离开上海,前往深圳特区蛇口创办都乐文化公司,成立深圳的第一个独立书店“都乐书屋”。“都乐”二字缘于赵丹。1978年,赵丹到广西柳州都乐石洞壁画旅游,挥毫写下“天下都乐”四个大字。赵丹去世之后,黄宗英来到深圳“下海”,以此命名,可谓是对赵丹的最好纪念。可是,黄宗英毕竟是演员、作家,市场之事她一窍不通。一年之间,不断受骗,所找到的大量资金,却被人悄悄挪走。她心力交瘁,很快黯然离开深圳。尽管如此,至今,她仍被深圳人视为最初文化创业“吃螃蟹”的人之一。

2017年9月27日黄宗英题词

黄宗英祖籍浙江瑞安,1925年生于北京,16岁时应长兄黄宗江信召到上海,在上海职业剧团打杂不久,在话剧《蜕变》中代戏上场。22岁时从影,先后主演《追》、《幸福狂想曲》、《丽人行》等影片,1949年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拍摄《家》、《聂耳》等影片。这位“明星” 从1946年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从诗歌、散文、电影剧本,再到引起关注的报告文学《特别姑娘》《小丫扛大旗》《天空没有云》《没有一片树叶》等。

年轻时的黄宗英有个雅号叫“甜姐儿”

由深圳海天出版社来出版《黄宗英文集》,再好不过。经过一年的努力,文集终于在新年到来之际问世。文集分为4卷,分别为:《存之天下》,为亲人好友的往事特写;《小丫扛大旗》,为报告文学、电影剧本、诗歌、电视脚本等;《我公然老了》,为随笔合集,于日常琐忆中感悟人生;《纯爱》,为黄宗英与冯亦代黄昏恋的情书精选。

2004年年底离开北京前作者看望黄宗英

写作60余年黄宗英的作品不多也鲜有出版,在文集策划人李辉的眼中黄宗英是个极其特殊的作家:“她是一个成功从影星转为作家的一个代表人物,她很会写,80多岁住在华东医院时,还在《新民晚报》的夜光杯上写了一篇小文章《白大衣》,写得非常妙。”

被调入创作所不到三年,我国开始在表演艺术上对有突出成就的电影演员实行明星制,同时还推出了在全国各大影院张挂电影明星个人照片的举措。从影多年的黄宗英因改行而与之失之交臂。数年前,我问及当年错失跻身电影明星之列的机缘有无遗憾?宗英大姐摇了摇头坦然回答道:“干啥都一样,现在这样不是挺好么。”我对她说:“如今你不仅有众多的影迷,还有很多喜爱你文章的读者,成了跨界的‘双料明星’了。”她听后笑得很开心。

黄宗英总是不断地把惊奇放在人们面前。她是影星,但把耀眼的明星看得很淡,反而更看重文学创作。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她就以写作为主业了,从诗歌、剧本、报告文学到散文,她是成功地从演艺界转向文学界的代表人物。她的报告文学《小木屋》,她写赵丹、上官云珠等亲友的回忆文章,她的电视节目《望长城》、《小木屋》等,堪称力作。

2017年9月27日作者看望黄宗英

李辉指出黄宗英每个时期的写作主题略有不同,本次文集也据此分卷:“第一卷写人物叫 存之天下 ,有赵丹、冯亦代等。第二卷是文艺叫 小丫扛大旗 , 50年代的诗歌、电影,还有报告文学。第三卷是随笔,叫 我公然老了 。第四卷,是她和冯亦代晚年的情书,叫 重爱 。”

宗英大姐自脑梗后病情每况愈下,她的医疗关系在上海,北京的就医、住院成了最大的难题,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先回上海治病。她在给我的信中说:“正伟,最好能为我约好21日入住华东医院郑安琳主任,加床也行……”2004年7月23日,我与同事李叶芳、冯沛龄到新客站接站,此次相见宗英大姐已无法迈腿走路只能坐轮椅车代步了。在去医院的路上,陪母亲来上海的小儿子赵劲得知我们在作协工作,便津津乐道地翻起他童年时的“老黄历”,从作协爱神花园里的普绪赫雕像和喷水池说到巴金、吴强、王西彦等老作家,就连老诗人闻捷同女作家戴厚英谈情说爱的情景他都能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原来,这个小儿子是赵丹和黄宗英的最爱,当年时常被夫妇俩带着到处跑。此时,宗英大姐望着这个举手投足酷似赵丹的宝贝儿子,幸福地抿着嘴笑。

在许多同辈人眼里,黄宗英是一个聪颖过人的才女。在我眼里,她则更是一个对知识永远充满好奇的人。每次见到她,她总是在阅读。年过八十后,她每日仍在读书,在写日记。她告诉我,每天早上,她要听半个小时的英语教学广播。“我知道学不会了。但我把它作为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执著与坚毅,令人感叹不已。

大手术之后,她又挺了过来

曹可凡曾为黄宗英拍摄纪录片,他称黄宗英哪怕到了晚年被病魔所折磨时,依然可以从艺术、文学中攫取强大的生命力,“我问她怎么写作,她说她是晚上睡着了醒过来,突然想到一段文字,就拿一个小纸条把文字写下来,再用大头针别在沙发上、床边上,所以赵丹还有他们家孩子经常一屁股坐在床上被大头针给扎了。”

一段动人心魄的黄昏恋

一年时光如此飘过,完成《黄宗英文集》的编选与出版,圆了我的一个梦。辞旧迎新之际,我们愿意将它作为最好的新年礼物送给黄宗英。

去年的最后一天,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思南会馆一场引人注目的活动举行:《黄宗英文集》读者分享会。

赵丽宏认为黄宗英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也许不是电影,而是她的文字。

我曾听说在黄宗英和冯亦代结婚的宴席上,老友们追问新郎和新娘恋爱的经过。“你们谁先开始说悄悄话的?”“听说你们写了100多封情书?”“不,是200多封……”“快老实交代!争取宽大!”朋友们围着黄宗英与冯亦代不依不饶地刨根寻底。黄宗英突然急中生智,说道:“我交代,明年,我们决定给你们看一个胖娃娃!”“什么?一个胖娃娃?”“是的。”黄宗英笑着说:“我们的胖娃娃,就是我和二哥的散文集《归隐书林》,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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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导演郑君里的孩子、著名演员上官云珠的孩子、黄宗江的女儿阮丹青、主持人曹可凡、作家赵丽宏等亲朋好友,与读者朋友齐聚一堂,谈他们眼中的黄宗英印象。我们想把这次活动作为献给黄宗英的新年礼物。

年轻时代的黄宗英

数年后,宗英大姐在给我的那本“胖娃娃”扉页上写道:“谢谢知音阿伟,藏此书多年矣,令我感动不已。黄宗英,2004年9月17日。”因未备名章和印泥,她用唇膏按其手指印替代了。

贰 “爱了值得爱的人”

在此前两个星期,黄宗英兴致勃勃,答应参加这场活动。想到诸多读者可以见到很少来到现场的黄宗英,说实话,我和出版社、思南会馆的朋友都为之高兴。

“1960年代她写的那几篇报告文学,曾经影响了好几代人。《小木屋》1982年发表在《人民月刊》上,她写《小木屋》是对文学的一种赤子情怀。那一年是中国作家协会组织去西藏采风,黄宗英是这个团的团长。好不容易买到飞机票,准备回北京的时候,黄宗英突然宣布不走了,她说要去采访一个科学家。黄宗英跟这个科学家有一个约定,到青藏高原后要去看他。她跟这个科学家联系上,真的就留下来采访了,去前还写了三封信,这个信是什么?是遗书,她说自己要去青藏高原去采访,那里可能会碰到熊、可能会碰到野兽,反正就是以一种决心去采访。后来她跟西藏高原的这位科学家住在小棚子里,用三个月的时间写成一篇3万多字的报告文学,就是《小木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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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78年2月走进复旦大学。在大学期间,购买的图书中,有一本赵丹的《地狱之门》留存至今。这本书,根据赵丹“文革”后所做的系列演讲整理而成。赵丹回忆演艺生涯,纵谈同辈表演艺术家的得失,阐述对艺术规律的理解,率性而谈,生动至极。他把从事电影艺术喻为跨进“地狱之门”,不敢半点懈怠,更有来自内心的敬畏。

谁料想,人算不如天算,就在即将举办活动的前一个星期,黄宗英突发重病,必须做一个大手术。此时,她已步入九十二岁,能经历如此大的手术吗?我们都忐忑不安。

李辉透露黄宗英在70多岁后又为《小木屋》去了次西藏,在他看来黄宗英就是这样一个满腔热情的人,“她就是一个永远充满好奇的人,什么都敢试,虽然不一定做得好。比如说上世纪90年代到了北京跟冯亦代先生结婚之后,她就是每天听英文,然后去学中草药学,她还有证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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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想到,多年之后,结识了黄宗英。从她那里,我知道了赵丹的“文革”遭际和晚年故事。黄宗英把赵丹写于监狱的交代委托我加以整理,并同意我编选《赵丹自述》,交大象出版社出版。《赵丹自述》中,除了这些“文革”交代,还收录了《地狱之门》中的演讲。赵丹没有完成一部完整的回忆录,却以这种形式来集中呈现他的一生。

好在有可凡兄热忱帮忙,华东医院院长、医生、护士的倾心尽力,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竟然经受了几个小时的大手术的考验。术后的几天至关紧要,医院全心照顾,最令人感动的是照顾黄宗英将近二十年的小琴。从在北京起,小琴就照顾黄宗英,到上海十几年里,她几乎从未离开过,一直倾心照顾。黄宗英手术后的那些日子,小琴春节没有离开,家里出了大事,她也未曾离开,不是亲人却胜过了亲人。

此外,黄宗英还是比较早下海的文人,1985年她离开了上海,到深圳创办一个叫都乐的文化公司,以及都乐书店。“为什么叫都乐呢?因为赵丹去广西时曾看过一个溶洞叫都乐,所以她用都乐作为公司、书店的名字,也是对赵丹的一种纪念。”但没多久,黄宗英的钱都被人中间给挪走了,关了书店后她又回到了上海,重新当一个写东西的人。

《归隐书林》和《纯爱》见证了冯亦代和黄宗英之间动人心魄的黄昏恋

我不止一次想请黄宗英谈赵丹的逆境生活,总感到有些残酷。她年老多病,提起这些往事,无疑对她是一种感情和心理的折磨。我们约了好多次,筹划了好几年,我还是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最终,在她又一次重病之后,她对我说,她担心再不谈,自己有朝一日可能完全丧失敢于回忆的意志。这样,我们才就这一个话题进行长谈。

正是在小琴没日没夜的精心护理下,黄宗英一天一天走出昏迷,恢复体力,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曾助上官云珠平反

如果说《归隐书林》是黄宗英和冯亦代生的“胖娃娃”的话,那么,他俩300多封情书合编而成的《纯爱——冯亦代黄宗英情书》一书,则是先结果后开花的又一个“小胖墩”了。那是一场风花雪月的情与爱,一段动人心魄的黄昏恋,68岁和80岁两位老人鱼雁传情八个月,往来情书40余万字。宗英大姐使老夫子冯亦代焕发青春,而热情睿智的冯亦代也成了宗英大姐心灵的港湾。所以,无论是谁用何种眼光看待此事,宗英大姐都毫不在意。

回忆与赵丹在一起的日子,黄宗英对我这样说过:“我至今不悔的是爱了一个值得爱的人。我并不是称职的好妻子。朋友们说:一见宗英变贤妻良母时,准知道阿丹在外面又倒霉了——我们的婚姻,竟主要由无边的苦难支撑!”

今年,我去上海两次,总是会去看她。看到她体力明显好转,合影,题词,居然还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上发表文章。这就是生命力顽强的体现!

也许是罗曼蒂克的性情才能滋养创作力,黄宗英的感情也像是本小说,十七八岁的时候黄宗英嫁给剧团的一个指挥,她当时不知道新婚丈夫有先天性心脏病,以及男方父母拿婚事“冲喜”的隐情,结婚18天后丈夫心脏病去世。4年后黄宗英嫁给了南北剧社的社长程述尧,但两年后与赵丹共同主演的《幸福狂想曲》,却把她的命运指向了新人。1948年初黄宗英与程述尧离婚,与赵丹结婚。程、黄二人解除婚姻后关系却很好,程述尧也于1951年与上官云珠结婚,据阮丹青透露姑姑黄宗英在与程述尧离婚后,甚至一段时间内把母亲留在了程家,黄宗英与赵丹结婚时程述尧的母亲还给了她一份陪嫁。

2001年3月19日,大姐在给我的信上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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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又一次挺过生命难关!为黄宗英高兴。

黄宗英与赵丹主演的《幸福狂想曲》

阿伟:

叁 纯爱在心 缔造奇迹

深圳的不解之缘

韦然回忆道:“宗英阿姨第一任丈夫过世后,她还到上海演甜姐儿,红过了这一段以后,她又回到北京去辅仁大学旁听。上课的期间就参加了我爸爸主持的南北剧社。我父亲当时是在中国银行做高级职员,有很丰厚的收入,他就用他的收入来支持这个剧社,团里有孙道临、黄宗江、黄宗英等等。后来黄宗英跟我父亲结婚,大概一两年后她到上海来拍《幸福狂想曲》就和赵丹结婚了,和我父亲的关系也就断了。断了以后,两家人并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就形同陌路。我小时候是被送进上影的托儿所,每到星期六的下午回家星期一送进去。星期六下午我父亲常常没有时间接我,宗英家的阿姨把我和宗英家的孩子一起接到她家去,我父亲下了班再到宗英阿姨家里领我。那个时候我妈妈家也是高朋满座,这些演员都喜欢到她那里去吃个饭、玩玩,大家是像好朋友一样。”

……在有别人的帮忙下,历经毛四个月光景,已将手边所有冯致黄的情书199封(不含黄致冯的情书——本文作者注)输入电脑,并打印出来了,那是去年12月初吧,对健康的自我感觉很不好,觉得赶快把这件事做了,免得自己倒下,别人很难有工夫插手,虽说情笺是准备谢世时发表的……

第一次见到黄宗英,是1993年她与冯亦代先生在北京结婚时。在此之前,与冯亦代熟悉的朋友们,都为他们两位的“黄昏恋”感到高兴。在迎娶黄宗英之前,冯亦代一直沉浸在兴奋之中。每次去看他,他都情不自禁地要谈到黄宗英。待确定下婚期,他又多次与我商量婚礼宴请之事。后来,受黄宗英委托,整理他们之间的情书时,我才发现,细心而兴奋的冯亦代,早在信中就向黄宗英通报了他的京城朋友的情况:

《黄宗英文集》四卷本得以问世,其实源自我发的一条微信所致。

黄宗英与赵丹

她把自己百年后出书的计划秘藏于心,连打印件也从不示人。

以后来了两个客。第一位是《人民日报》的李辉,他是《萧乾传》的作者,我的忘年交。他看见我书柜里放着你照片,便问你的近况,我骄傲地告诉他关于你我的姻缘,他大表赞同。这样在北京就有宗江夫妇和李辉夫妇及凤姐夫妇(凤子沙博理夫妇——引者注)知道了,当然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奇怪,赞同,祝福。当然还有你二嫂和赵青一家,以及董乐山。(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我到上海华东医院看望黄宗英,之后发出微信。其中说道,我想编选一套黄宗英文集,在她第二年七月十三日的生日之际推出。深圳海天出版社副总编辑于志斌兄看到微信,跟帖:“哪里出?我们先挂个号。”我们很快通话,当即敲定,交由海天出版社推出。

“宗英阿姨和我妈妈都是上影的演员,她们两人的接触更多一点,宗英阿姨的那篇报告文学《心》完全是为我妈妈写的。她第一次见我妈妈是我妈妈拍《一江春水》,说我妈妈穿着乔其纱的旗袍、绣花的鞋,拿着檀香扇、戴着耳环,一身的珠光宝气,当时她觉得像她这种出身的演员跟我妈妈这样的人是两种人。但她后来改变看法,她们拍《乌鸦与麻雀》的时候已经成了好朋友。在《心》里面她写道,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她们演员要下乡体验生活,南方的冬天农村非常冷,我妈妈用细白布和丝绵缝了袜子送给她,她没想到我妈妈会做这么细的手工活。 文革 结束以后我妈妈迟迟没有平反,那个时候我们到处去求告、去打听但是一直没有结果。宗英在1977年刚刚复刊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这篇报告文学,影响很大,这篇文章发表一年后,我收到了给我妈妈开平反大会的通知。”

一次,宗英大姐与忘年交李辉无意间说起此事,曾为黄宗英、冯亦代、赵丹编过书的李辉,感到把两地的情书合编成书信集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于是,向她鼓动。宗英大姐经不住李辉的劝说,答应了。后来在李辉的介绍下,作家出版社很快与她签订了出版合同,而此书的责任编辑由李辉夫人应红担纲,起印三万册。

他们的婚礼安排在三味书屋举行,参加者达一百余人,一时成为京城文化界盛事。

黄宗英与深圳有缘。

赵丹去世13年后,黄宗英与冯亦代在1993年结合,李辉见证了黄宗英对最后一位爱人的温情:“1996年冯亦代突然中风,一句话不会说,也不会写字。最后黄宗英老师就住到病房里,买一块黑板,拿一个大纸,每天让冯亦代一个字一个字地画,然后拿一个录音机教他说话。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冯亦代所有话都会说了,也会写字了。所以后来黄宗英离开一段时间,冯亦代就写了一封很长的情书给她。”

2005年8月,《纯爱——冯亦代黄宗英情书》出版了。可是,就在出版数月前,宗英大姐心爱的冯二哥离开了人世,她怀着悲痛之情给冯亦代写了封天堂人间两相隔的“情书”作为《纯爱》序言。这篇题为“写给天上的二哥”的文章最后写道:“亲爱的,我们将在印刷机、装订机、封包机里,在爱我们的读者群中、亲友们面前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你高兴吗?吻你。愈加爱你的小妹。”

老人们的再婚曾有失败的先例,但黄宗英与冯亦代建立于纯爱基础上的黄昏恋,却以《纯爱》一书,留下了佳话。现在看来,黄宗英与冯亦代的黄昏之恋的确是难得的和谐和圆满。难以想象,如果没有黄宗英的细心照料和精神支撑,冯亦代能否从一次又一次的重病中挺过来?如果细细读《纯爱》,就不难发现,正是她的聪颖、好学,孕育了两个老人美丽的黄昏恋。鸿雁传书,演绎出的是一场动人的、纯真而炽烈的爱情。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她离开上海,前往深圳特区蛇口创办都乐文化公司,成立深圳的第一个独立书店“都乐书屋”。

黄宗英和冯亦代

在宗英大姐送我的签名本中,唯独这本“情书”是没签名的,我也没有勉为其难。我至今保存着一大叠宗英大姐托我邮寄“情书”的名单,足有百十号人,还火急火燎地不时追加。她在给我的信中说:“寄书名单给你后,还有十多廿来人未寄,帮我寄吧,说北京买不到,打电话来讨书的。”在她托我寄《纯爱》的一长串名单中,有季羡林、袁庚、徐凤翔、侯隽、舒乙、董秀玉、周明……

冯亦代1996年脑血栓中风,一度失语,记忆也严重衰减。一天,我去病房探望,正遇医生来检查。黄宗英问冯亦代哪年出生,他把“1915”错成“1951”,大家笑着说:“你这么年轻呀!”再问你哪年打成右派,他却脱口而出“1957”,这颇让人感叹不已。从那时起,帮助冯亦代恢复说话和写字,是黄宗英的主要任务。“我演员出生,还不会教二哥发声?”七十几岁了,她执意搬到病房,用毛笔把拼音字母抄在大纸上,让冯亦代每天从最基本的发音开始练。她让我买来写字板和粗笔,让冯亦代练习写字,从笔画开始。“难我不倒”——她用毛笔写得大大的四个字,挂在他面前。冯亦代坐在轮椅上,呆滞地看着大字,黄宗英扶着他的手,一笔一笔上下左右写着。写累了,又小孩一样开始咿呀学语。她“啊”一声,他也“啊”一声;她“呀”一声,他也“呀”一声。这一幕,让人感动也心酸。

“都乐”二字缘于赵丹。一九七八年,赵丹到广西柳州都乐石洞壁画旅游,挥毫写下“天下都乐”四个大字。赵丹去世之后,黄宗英来到深圳“下海”,以此命名,可谓是对赵丹的最好纪念。

“不靠谱”的黄家兄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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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冯亦代挺过了那一次大病,恢复说话和写字。再过几个月,居然还写出了新的情书,写出了书评和散文。朋友们都说这是奇迹。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奇迹的身后,站着的是黄宗英。

可是,黄宗英毕竟是演员、作家,市场她根本一窍不通。一年之间,不断受骗,所找到的大量资金,却被人悄悄挪走。她心力交瘁,很快黯然离开深圳。尽管如此,至今,她仍被深圳人视为最初文化创业“吃螃蟹”的人之一。

黄宗英家往上是三代翰林的书香门第,她这代名人也很多,大哥黄宗江是著名的戏剧家、散文家,二哥黄宗淮致力于历史研究,三姐黄宗英和四哥黄宗洛都是著名演员,五弟黄宗汉成了革命干部,70多岁时又成了中国年龄最大的博士研究生。但用黄家后人阮丹青的话来说“他们都怪不靠谱的”。

2002年本文作者看望黄宗英时为她拍摄的照片

2004年6月,黄宗英前往上海治病,我陪她到医院探望冯亦代。冯亦代已经住院一年多,多次报病危又多次挺过,但生命显然已慢慢走向终点。冯亦代躺在病床上,眼睛瞪得很大,但已认不出来者何人。她似乎预感到这将是最后的见面。她紧紧握着他的手,默默地握着,好久,好久。半年多之后,冯亦代于2005年2月元宵节那天告别人世。11天后,黄宗英在上海的病房里,给远去的冯亦代又写了一封信,向二哥报告他们的情书即将结集出版的消息,写得凄婉而动人:

由深圳海天出版社来出版《黄宗英文集》,再好不过。经过一年的努力,文集终于在新年到来之际问世。文集分为四卷,分别为:《存之天下》,为亲人好友的往事特写;《小丫扛大旗》,为报告文学、电影剧本、诗歌、电视脚本等;《我公然老了》,为随笔合集,于日常琐忆中感悟人生;《纯爱》,为黄宗英与冯亦代黄昏恋的情书精选。

“我们黄家上一辈是做翰林的,到了他们这代这老大退学,也没有任何好的理由,就是失恋,他受不了了。我爸爸退学到上海演戏,不仅自己去了还带着我姑姑去做戏子。1940年,我爸爸19岁,宗英姑姑15岁,就两个小孩就来到了上海。我爸爸知道我奶奶感到压力,爷爷奶奶都无法对我们家乡父老说实话,只跟外面的人说,老大在上海写作,有的时候也演戏。”

她把送书当作一种生活的乐趣

亦代二哥亲爱的:

黄宗英总是不断地把惊奇放在人们面前。她是影星,但把耀眼的明星看得很淡,反而更看重文学创作。从五十年代初她就以写作为主业了,从诗歌、剧本、报告文学到散文,她是成功地从演艺界转向文学界的代表人物。她的报告文学《小木屋》,她写赵丹、上官云珠等亲友的回忆文章,她的电视节目《望长城》《小木屋》等,堪称力作。

黄宗英的兄弟姐妹

宗英大姐送我的书上题得最多的字是“谢我知音”,有时也会让我惊喜一下,比如在赠我的电影版连环画《家》上题:“陆正伟好友,你是我的‘家’里人。龙年之秋于华东医院。”晚年,宗英大姐把送书当作一种生活的乐趣。她曾在北京返沪前夕给我的信中写道:“为自己的《上了年纪的禅思》以毛笔题词,签名,盖章156册(自己找累),累得像刚跑完5000米火炬跑,兴奋得停不住,我赶快去民航,挂内科急诊。”我心想,这是天生的性格,让她改也难。

你自二月二十三日永别了纷扰的尘世已经十一天,想来你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了。你是否依然眷顾着我是怎么生活着吗?今天是惊蛰,毫无意外地惊了我。我重新要求自己回到正常生活……亲爱的,我们将在印刷机、装订机、封包机里,在爱我们的读者群中、亲友们面前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你高兴吗?吻你。

在许多同辈人眼里,黄宗英是一个聪颖过人的才女。在我眼里,她则更是一个对知识永远充满好奇的人。每次见到她,她总是在阅读。年过八十后,她每日仍在读书,在写日记。她告诉我,每天早上,她要听半个小时的英语教学广播。“我知道学不会了。我把它作为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执著与坚毅,令人感叹不已。

在阮丹青眼里,自己的爸爸跟姑姑总是率性而为,“他们俩不仅互相鼓励,还盲目支持,比如说我爸爸说要跟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女人结婚,我姑姑说 好 ,其实她都没有见过我妈妈就说好,这也是一种理解吧。我爸爸也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比如说当年他离开上海去重庆,当时他跟四个人住在上海一个亭子间里,我姑姑、我爸爸,还有几条汉子,把我姑姑留在上海,他就跟我姑姑说:我要到重庆去了,你这么小,我这三个室友都爱你,你嫁给他们三个谁都行。结果我姑姑真的就嫁了中间那个人。”

数年前,新书一到,宗英大姐就托我把题签过的书成十上百地往外送,其中有《卖艺人家》《百衲衣》《七人集》《纯爱》等,用她的话来说:“钱从书里来,又到书中去。”出版社给的稿酬,还不够她送书的呢。我记得《七人集》出版后,作协给了宗英大姐100本,她像发牌似的很快送完了,又自掏腰包买了不少。就连陌生人讨书,她都会给。一次,宗英大姐转给我一个别人寄给她的信封,背面写道:“寄你此读者函,请你在《卖艺人家》书到后,将《纯爱》一并寄给盐场小学的老师。”

愈加爱你的小妹

一年时光如此飘过,完成《黄宗英文集》的编选与出版,圆了我的一个梦。辞旧迎新之际,我们将它作为最好的新年礼物送给黄宗英。

说到父辈往事,阮丹青还在现场向韦然道歉:“我记得挺对不住韦然的,我姑姑当年跟着赵丹姑父走了就不要他爸了,也是忘了把我奶奶从他们家接出来了。韦然有回告诉我,不光是我奶奶要他爸爸照顾,连我几个叔叔都还住在他们家。真的不靠谱!但是然后他们又变成特别好的朋友。”

宗英大姐在病房的小桌上完成了南通市赵丹纪念馆约她撰写的一篇自传,临近退休的主任医生郑安琳见了便想收藏这份手稿以作留念,但碍于情面没有开口。宗英大姐看出了他的心思,慷慨地将这份有着五六万字的手稿赠予了郑大夫。当我表示惋惜时,她只淡淡地说了句:“他喜欢,我就给他了。”

2005年3月5日

“我爱了一个值得爱的人”

曹可凡曾向黄宗英问起会不会别扭?黄宗英说:“其实我都忘了他是我的前夫。”

我有一位朋友平时爱淘各种老版本的旧书,他在上海书店偶然发现一本纸页泛黄的黄宗英早期作品《爱的故事》,便花0.15元买了下来,托我请宗英大姐在书上签个名。这天,我把那本旧书刚放到小桌上还未开口,她伸手已把书拿在手上了,神情就像见到失散多年的“亲骨肉”,抱在怀里深怕再得而复失似的。随后她告诉我,这是她的处女作,家里原有的藏书经过几次动乱,已散失殆尽。

她说,这是最后一次给他写信。我为这封信起了个标题:《写给天上的二哥》,将之作为《纯爱》的代序。

我于一九七八年二月走进复旦大学。当年复旦请来王朝闻、赵丹、唐德刚等人为我们演讲。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与这三位演讲的先生居然或多或少都有了关联。

“这种话只有黄氏兄妹才说得出来!”阮丹青笑道。

这本薄薄的书勾起了宗英大姐的回忆。1950年10月,黄宗英应邀出席在苏联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那年她才25岁,同行的有巴金、马寅初、金仲华、袁雪芬、刘良模。会议期间,他们到波兰参观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犹太人居民废墟以及工厂、古城。回国后,黄宗英陆续写了些见闻和观感,1952年结集出版了这本小书。宗英大姐提笔在书上为这位“有心人”写了封“感谢信”:“浦建明同志:谢谢你让我看到半个世纪前的自己,并初识了您这位知音,幸甚。黄宗英于上海华东医院,2006年11月24日,美国感恩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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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学期间购买的图书中,有一本赵丹的《地狱之门》留存至今。这本书是根据赵丹“文革”后所做的系列演讲整理而成,他回忆演艺生涯,纵谈同辈表演艺术家的得失,阐述对艺术规律的理解,率性而谈,生动之极。他把从事电影艺术喻之为跨进“地狱之门”,不敢半点懈怠,更有来自内心的敬畏。

思南文学之家文集发布会外等待排队入场的影迷和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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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英与冯亦代

没有想到多年之后,我结识了黄宗英,她同意我编选《赵丹自述》,交大象出版社出版。赵丹没有完成一部完整的回忆录,只有以这种形式来集中呈现他的一生。

《黄宗英文集》共四卷:《存之天下》《小丫扛大旗》《我公然老了》《纯爱》

肆 生命列车 一路前行

回忆与赵丹在一起的日子,黄宗英对我这样说过:“我至今不悔的是爱了一个值得爱的人。我并不是称职的好妻子,朋友们说:一见宗英变贤妻良母时,准知道阿丹在外面又倒霉了——我们的婚姻,竟主要由无边的苦难支撑!”

我在与宗英大姐的交往中,发现她对身外之物看得格外淡薄,而乐善好施的情结又特别浓厚,只要听见有人遇到困难,她就会伸出援助之手。她一度把银行工资卡托我保管,每当我告诉她涨工资的消息时,她都会说:“又加工资了,老百姓要有意见啦。”我忙对她解释:“不单是给你们局级离休干部加,是普加,大家都有份。”她听后才不吱声。

一晃十年过去,黄宗英一直住在医院治疗。她所爱过的、熟悉的人,一个接一个离她而去,她所钟爱的写作,也难以再如从前那样全身心投入。

黄宗英经历过了大的生命变故,她对历史是有很真切的感触。随着年龄增长,尤其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她对人生有一个新的认识。历史永远都会有错误。

2008年5月30日,宗英大姐给我来信说:“请在6月份为我取工资时,从我银行账号里取一万元,代我捐助汶川地震,汇费从工资中扣……”她虽长年住在医院里,但信息并不闭塞。一次,她不知从何渠道得知品学兼优的同济大学学生高河然患晚期急性淋巴白血病,生命已危在旦夕,立刻让作协的金嵩以“黄大姐”之名通过银行汇款捐助了一万元。

八十多岁时的黄宗英,住院期间,每天在背诗词——就像前些年在北京学英语、学中药一样。她还坚持写日记,写长短不一的随笔,并把这些短文命名为“百衲衣”,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上发表。对于她,阅读与写作是永远的爱,永远的伴侣。

怎么面对它?我想到黄永玉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扉页上的三个词:“爱、怜悯、感恩。”哪怕是伤害过他们的人,也不是直截了当地揭露或者咒骂来解决的。要有更高的怜悯,这是一种包容,或者叫宽容。

而今,20多年过去了,今年4月,我去看望这位老人时,她每天除了读书看报外,还手握软笔记日记呢。

从舞台、银幕走到文学领域的她,其实一直生活在为自己设计好的场景中。这是想象与现实交织一起的世界。回忆与梦想,务实与浪漫,沉思与激情,无法严格而清晰地予以分别。它们早已构成了她生命的全部内容。悠悠一生,如同一幕又一幕的戏剧。她是编剧,是导演,也是演员。生活其中,陶醉其中,感悟其中。

黄宗英一生太苦了,从十几岁许配婚姻开始,遇到过多少灾难,包括她现在躺在病房里面,还有很多灾难。这样一个人,没有一个坚强的心,没有一种豁达包容的心态,很难活得痛快,活得踏实。读她的回忆录,很少有抱怨,更多的是一些细节的渲染,展现那个时代生活的风貌和人的感情交往的方式。当年夫妻之间的矛盾、人跟人之间的敌意,她都隐到后面了,这是另外一种写作方式。对于黄宗英这样的人,经历太多的痛苦,看到太多风云变幻,多大的人物都见过,多小的人物也亲近过,所以,人在她面前就是普通的,无所谓上下尊卑,而是好坏、对错的关系。我想,这大概就叫洞察人生。

我想,宗英大姐身上那股子浑然天成的天真,就是她无论在表演艺术上还是从事文学创作方面最为宝贵的本源。我祝愿她艺术之树常青,为读者创作出更多的名篇佳作。

如今,九十二岁的黄宗英,生命列车仍将沿着这样的轨迹一直前行。

纯爱在心

第一次见到黄宗英,是一九九三年她与冯亦代先生在北京结婚时。与冯亦代熟悉的朋友们,都为他们两位的“黄昏恋”感到高兴。

迎娶黄宗英之前,冯亦代一直沉浸在兴奋之中。每次去看他,他都情不自禁地要谈到黄宗英。待确定下婚期,他又多次与我商量婚礼宴请之事。后来,受黄宗英委托整理他们之间的情书时,我才发现,细心而兴奋的冯亦代,早在信中就向黄宗英通报了他京城朋友的情况:

以后来了两个客。第一位是《人民日报》的李辉,他是《萧乾传》的作者,我的忘年交。他看见我书柜里放着你照片,便问你的近况,我骄傲地告诉他关于你我的姻缘,他大表赞同。这样在北京就有宗江夫妇和李辉夫妇及凤姐夫妇知道了,当然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奇怪,赞同,祝福。当然还有你二嫂和赵青一家,以及董乐山。

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他们的婚礼安排在三味书屋举行,参加者达一百余人,一时成为京城文化界盛事。就是在那次聚会中,我们夫妇与他们二位合影留念,这也是我们最早的结识。

老人们的再婚曾有失败的先例,但黄宗英与冯亦代建立于纯爱基础上的黄昏恋,却以《纯爱》一书,留下了佳话。现在看来,黄宗英与冯亦代的黄昏之恋的确是难得的和谐和圆满。

难以想象,如果没有黄宗英的细心照料和精神支撑,冯亦代能否从一次又一次的重病中挺过来?如果细细读《纯爱》就不难发现,正是她的聪颖、好学,孕育了两个老人美丽的黄昏恋。鸿雁传书,演绎出的是一场动人的、纯真而炽烈的爱情。

冯亦代一九九六年脑血栓中风,一度失语,记忆也严重衰减。一天,我去病房探望,正遇医生来检查。黄宗英问冯亦代哪年出生,他把“一九一五”错说成“一九五一”,大家笑着说:“你这么年轻呀!”再问你哪年打成右派,他却脱口而出“一九五七”,这颇让人感叹不已。

从那时起,帮助冯亦代恢复说话和写字,是黄宗英的主要任务。“我演员出身,还不会教二哥发声?”七十几岁了,她执意搬到病房,用毛笔把拼音字母抄在大纸上,让冯亦代每天从最基本的发音开始练。她还让我买来写字板和粗笔,让冯亦代练习写字,从笔画开始。“难我不倒”——她用毛笔写得大大的四个字,挂在他面前。

冯亦代坐在轮椅上,呆滞地看着大字,黄宗英扶着他的手,一笔一笔上下左右写着。写累了,又小孩一样开始咿呀学语。她“啊”一声,他也“啊”一声,她“呀”一声,他也“呀”一声。这一幕,让人感动也心酸。

两个月后,冯亦代挺过了那一次大病,恢复说话和写字能力。再过几个月,居然还写出了新的情书,写出了书评和散文。朋友们都说这是奇迹,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奇迹的身后,站着的是黄宗英。

二〇〇四年六月,黄宗英前往上海治病,我陪她到医院探望冯亦代。冯亦代已经住院一年多,多次报病危又多次挺过,但生命显然已慢慢走向终点。

冯亦代躺在病床上,眼睛瞪得很大,但已认不出来者何人。她似乎预感到这将是最后的见面。紧紧握着他的手,默默地握着,好久,好久。

半年多之后,冯亦代于二〇〇五年二月元宵节那天告别人世。十一天后,黄宗英在上海的病房里,给远去的冯亦代又写了一封信,向二哥报告他们的情书即将结集出版的消息,写得凄婉而动人——

亦代二哥亲爱的:

你自二月二十三日永别了纷扰的尘世已经十一天,想来你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了。你是否依然眷顾着我是怎么生活着吗?今天是惊蛰,毫无意外地惊了我。我重新要求自己回到正常生活……亲爱的,我们将在印刷机、装订机、封包机里,在爱我们的读者群中、亲友们面前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你高兴吗?吻你。

愈加爱你的小妹

二〇〇五年三月五日

“卖艺黄家”

她说,这是最后一次给他写信。我为这封信起了个标题:《写给天上的二哥》,将之作为《纯爱》的代序。

一晃许多年过去,黄宗英一直住在医院治疗。她所爱过的、熟悉的人,一个接一个离她而去,她所钟爱的写作,也难以再如从前那样全身心投入。

在上海住院期间,年过八旬的黄宗英每天背诗词——就像前些年在北京学英语、学中药一样。她还坚持写日记,写长短不一的随笔,并把这些短文命名为“百衲衣”,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上发表。对于她,阅读与写作是永远的爱,永远的伴侣。

从舞台、银幕走到文学领域的她,其实一直生活在为自己设计好的场景中。这是想象与现实交织一起的世界。回忆与梦想,务实与浪漫,沉思与激情,无法严格而清晰地予以分别。它们早已构成了她生命的全部内容。悠悠一生,如同一幕又一幕的戏剧。她是编剧,是导演,也是演员。生活其中,陶醉其中,感悟其中。

今年,黄宗英已经走进九十三岁,闯过生命又一关的她,还将继续前行。

前些日子,我在深圳与福田图书馆几位朋友漫谈。明年,他们仍将举行“穿越世纪的目光”系列老人的讲座。我提到了黄宗英,建议可以把她列入进去。

几天前,我们与朋友一起回到他的故乡温州,开始我们的第一次故乡寻根的历程。黄宗江、黄宗洛、黄宗汉、黄宗英等,他们的故乡就在温州市的瑞安。

黄宗英告诉我,她一九二五年出生在瑞安。可以说,这些黄家儿女,演绎一个又一个人生故事,构成不可复制的“卖艺黄家”。我与当地朋友聊天时说,如果在温州设立一个“卖艺黄家”的陈列馆,让他们重返故里,该是多么美妙!

我期待明年,在深圳由黄宗英切入,讲述“卖艺黄家”这个家族的精彩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