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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与新意,袁世硕教授访谈录

时间:2020-05-01 23:53

山东大学讲席教授袁世硕先生,执教六十五载,岁月悠悠,他著作甚富却仍坚守躬耕三尺讲台,蜚声学界而从未放弃古典文学的钻研追求。袁先生始终坚持正确的学术方向,严格恪守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在中国古代小说、古代戏曲及元明清文学等研究领域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与此同时,袁先生以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诲人不倦的精神培养了多位在学术上饶有成就、在文化工作上做出了突出成绩的学生。

袁世硕与闻一多塑像。

编者按 袁世硕先生,1929年生于山东兖州。1953年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至今,现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评议组成员、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尤以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研究著称于世。著有《孔尚任年谱》、《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蒲松龄评传》、《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等专著,主编《元曲辞典》、《中国文学史》第八卷、《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本刊特委托山东大学王小舒教授就有关学术问题采访袁世硕先生,整理出此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一、学术人生涉长途 王小舒:袁先生,前不久,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举办了一次与名师面对面的活动,那一次作为您的学生,我也有幸参加了。当时您对冯沅君先生讲得比较多,实际上大家对您本人是如何走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道路的情况也很感兴趣,您能否就此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袁世硕:我小时候,曾念过几年私塾,从《百家姓》念到《诗经》。进入大学后,我被推举为陆侃如、冯沅君两师讲授的“中国文学史”课的课代表,后来经冯师的推荐,毕业后留校做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的助教。最初,冯师让我研修中国古代戏曲,研读元杂剧、明清传奇。传说教育部要提前毕业而没有作毕业论文的大学生补写毕业论文,冯师便和我商定了“孔尚任与《桃花扇》研究”这样一个题目。冯师治学严谨扎实,《古优解》、《古剧说汇》都是扛鼎之作。受她的教诲,我便从稽考《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的生平事迹做起。为此,我曾去曲阜、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大图书馆搜集资料,经过数年努力,才编出了《孔尚任年谱》。作年谱主要的工作是广泛搜集材料,钩索出谱主一生的事迹。我作《孔尚任年谱》,着重考索的是与《桃花扇》有关的人事,因此重点也就放在孔尚任在淮扬治理下河期间结识前朝遗老如冒襄等人的情况,为此还在年谱后面附有《孔尚任交游考》。在撰写这部年谱的过程中,我在搜集和梳理文献资料、考证真伪等方面受到了锻炼,也培养起了这方面的兴趣。每当发现了一条新的有意思的材料,考索出一件不为人所知的有意义的事情,往往兴奋不已,有种扬扬得意之感。我就是这样走上了文学研究道路的。 王小舒:您的《孔尚任年谱》是第一部在学术界发生重要影响的著作。据我知道,这部著作问世后,您又不断进行修改和补充,并于二十年后重新修订出版。能不能谈一下关于这本书的写作情况? 袁世硕:当《孔尚任年谱》出版的时候,我的研究兴趣已经开始转向明清小说。上世纪60年代初,对《桃花扇》的评价发生了根本性的争议,我颇为茫然,便不再继续做《桃花扇》的研究。但后来又陆续发现了一些新材料,别的研究者也有不少发现,我都积存起来。到1980年中,有不少学友来索借《孔尚任年谱》,征得出版社的同意,我便做了修改、增补,出版了修订本。这部修订本比较初印本,我自认为是有较大的提高。一是就后来获得的新材料,增入了一些谱主的事迹及有关人事,还特别有意识地考证了我认为应当知道的人事,譬如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里提到的人事,完全考索出来了。有些特别重要的事,如孔尚任罢官问题,历来视作“疑案”,我又进行考证,综合各种有关材料,作出了合乎情理的判断,即是曾破格提拔他入仕的康熙皇帝,因为他写了《桃花扇》,授意阁部大臣以不成理由的理由罢了他的官。我觉得这个问题,应当是解决了。二是增订本不再只是逐年记载孔尚任的事迹,增入了许多可见其心迹的内容,使年谱不止于记录他的行迹,也尽可能地反映出他一生的心路历程,为理解他创作令其名标文学史的《桃花扇》的动机、主导思想提供了依据,这样就能对《桃花扇》的内蕴做出更确切的诠释。我这样做,首先是自己对孔尚任认识得更深切了,于是便在修订本卷首写了一篇“前言”,表述了对孔尚任的看法:拥护清王朝、也希望在新王朝中取得功名与对明王朝的灭亡感到悲哀、惋惜,在他身上是并存的,这其实是清王朝巩固后汉族文人普遍的心理状态,也是理解《桃花扇》的思想内蕴的关键所在。我觉得这项研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了。 二、浮泛落尽求真实 王小舒:前几年出版了大著《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收入的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论文,证明您的研究由戏曲转向小说,时间开始得很早。能够说说其中的缘由吗? 袁世硕:上世纪50年代中期,冯沅君先生曾因病住院数月,我受命上中国文学史明清段的课。明清文学史,小说是主要的内容。为了讲好课,应答学生的提问,我不得不认真地重读教学大纲中规定要讲的那些小说,思考研究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我在大学读书阶段,陆续读过一些西方小说,特别是俄罗斯的小说,对小说原本就有兴趣。所以,我研究的方向就转到了几部明清小说名著上面。我常常是将我的思考,先在课堂上讲给学生听,自己觉得言之成理,听听学生的反应,便做些修改、补充,然后才写成文章发表在本校的学报上。收入我的《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一书里的文章,多半是这样写出的。所以,我常说我的学业得益于教学,所谓教学相长,正是教学引导我认真地读小说,钻研其中问题的。 正由于这种缘故,我写的明清小说的文章,多是就文学史教科书里占有专章专节地位的小说评论中有争议的问题而发的。譬如,1958年学术界有学者提出为曹操翻案,戏曲舞台上曹操是个大白脸的奸臣,那是源于《三国演义》丑化了曹操,历史上的曹操原是一个有作为、有历史功绩的历史人物。那么,应该如何评价《三国演义》呢?我便去查阅有关的历史文献,思考这个问题,得出我的认识:早在三国时代过去不久的晋朝,就有贬抑曹操的书,如佚名的《曹瞒传》,多写曹操行事诡诈,已颇具有小说的味道。到了宋朝,帝蜀寇魏,尊刘抑曹,更成为社会一致的观念,而于民间文艺中尤为强烈。《三国演义》只是顺承了那种历史观。历史学家评述历史人物重在事功,小说描写人物形象重在显示人物性格。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和小说人物形象的曹操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于是我便写了《谈〈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其他考证性的文章,也是如此。如《郭勋与〈水浒传〉》,是为弄清《水浒传》是否为明嘉靖朝权贵郭勋或其门下士所写定,抑或“施耐庵为郭勋之化名”的问题而作。结论是否定的,郭武定府只是《水浒传》的早期刊行者而已。《解识龚开》是由于研究《水浒传》者总是要讲到龚开的《宋江三十六赞并序》,却对龚开其人知之甚少,我深以为憾,便将这个题目交给了一位日本进修生去做,他完成的作业只是考证了龚开的里籍、吏职与所结交的几个人物。我就他搜集到文献资料看,觉得其中蕴含着很丰富的内容,便细心加以探究,终于发掘出了龚开的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如他曾参加抵抗元兵的战争,随淮军败退到泉州,宋亡后长期旅寓杭州,曾为故循王府张家的座上客,与载录他的《宋江三十六赞并序》的《癸辛杂识》的作者周密相识。这为深切理解这篇研究《水浒》故事流变的重要文献的底蕴提供了可以参考的依据。 研讨小说评论中有争议的问题,而不是一般地诠释作品的思想意义和称扬作品的艺术成就,这种教学方式便引导我偏重解析小说文本构成的特点,也就是从争议的分歧点反观小说文本,找到深入解析的切入点,如实把握基本特征。譬如,《西游记》小说自问世以来,对其主题思想的解说,随时随人而异,众说纷纭,对照小说的实际内容,又大都执其一端而不及其余,只就唐僧西天取经故事的整体情节,概括出其所寓思想。明人说是“求放心”,近人说是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精神,或说是“人性升华”等。对照小说内容,我发觉这古今各种解说,都忽略、丢弃了小说中令读者感到有趣、快意、有意思的内容,如果丢开那种归纳主题的习惯性作法,便不能不认为:这部神魔小说存在着题材及其原旨与具体描写中的世俗内容及其所表现的意趣的矛盾。这是由于古老的宗教故事经过幻化性的传说,增强了神魔斗法的趣味,再经过新的社会思潮的洗礼,内部生发出了与固有的宗教原旨相悖的嘲谑神佛、揶揄宗教教义的精神。整体与细部、说教与意趣相矛盾、不和谐是这部小说的基本特征,它的历史意义也正在其中,诠释也就不能无视这种特点。再如《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在抛弃了自传说之后,评论中又发生了他是不是“封建叛逆者”的争议。我从正反两种意见中看出,分歧的原因在于两种意见都把他看作或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实际上,他既是贾府中的一员,像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一样真实的人,或者说小说中全仿真型的人物,但又带有意象化的成分:他带着一块神秘的“通灵宝玉”,失去它便失去了人的灵性;他曾神游“太虚幻境”;他性情有些乖张处,说了些“囫囵不可解”却意蕴甚深的话语。这些都不符合现实生活中人的常态,用现实的眼光、准则品评其举止、话语,就失于胶柱鼓瑟,没有了文学的审美意趣,称扬者说不圆通,贬之者则显得迂阔。所以,我写了《贾宝玉心解》,提出《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是个半写实、半意象化的人物形象,并且解答了在一般读者头脑里由“自传说”引出的贾宝玉是不是作者曹雪芹的问题,说明贾宝玉是曹雪芹写出的小说人物,大观园中带着一块“通灵宝玉”的贾宝玉并非是曹雪芹的自我写照,但却曲折地反映着作《红楼梦》时的曹雪芹观照现实世界的心灵、心态。我觉得,解析小说偏重认知、偏重解析文本构成的多种因素、成分存在的实际情况及其间的关系,这种做法能够把握其整体的基本特征。这也许是我的偏执,但我自己觉得这种解析避免了一般评论小说所用的分开谈论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的所谓“二分法”,脱离艺术表现谈论主题思想容易浮泛、片面,离开思想内容谈论艺术成就容易只抓住表层写作技巧,如情节生动、形象鲜明等,难以从整体上把握作品的特征,优秀的作品难见其长,平庸的作品难见其短。 王小舒:您把自己写的这些明清小说的文章的集子称作《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袁世硕:文学研究是可以多角度、多样化的,就文学作品的不同层面做文学批评的、文化学的、社会学的研究,都是有意义的。我长期在大学里讲文学史,认为文学史也是一种历史,一切种类的历史都应有史学属性,遵从求真求实的原则,要有发展变化的意识。文学史中涉及到有关作家、作品的史实,应该弄清楚,尽量确切;对作品的解说、评述,也应当避免随意,要力求符合实际,而且还要注意前后作品的因革关系,显示出文学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在这里我要申述一下,文学作品是精神产品,不具有事物的实体性,读者的理解、诠释往往是多种多样的,但任何作品既经写定,其文字结构、所描述的人事现象或心灵图像、所用的表现方法,却都具有客观实在性,并不随读者理解、诠释的不一致而有所变化。我的这些论文,一类是考证性的,是为了弄清小说史、文学史中比较重要的史实的;另一类是论述性的,重在对写入文学史的作品基本特征的认知,它们不是一般性的评论,更不是鉴赏性的文章,也不做超出文本内容之外的发挥,都是为建构文学史、小说史提供依据,也体现着文学史解析、评述作品的原则。我称作文学史学的研究,就是这个意思。其中也意味着并不否认别的类型的研究,因为那同样也是有意义的。 三、心血独注在《聊斋》 王小舒: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研究是您学术研究倾注精力最多、成就最大的方面所在,我知道您出版了《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蒲松龄评传》,还有一系列的研究论文,能否谈一下这方面的体会? 袁世硕:我重点研究蒲松龄和《聊斋志异》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起因是《聊斋志异》乃有世界影响的小说名著。上世纪60年代初,山东省曾计划全面整理蒲松龄的著作,省出版局设立了一个专门的编辑室,我承担了整理、注释聊斋词集的任务。不幸的是,旋即由于发生了批判“有鬼无害论”的事情,言鬼成了禁忌,以谈鬼说狐为重要特征的《聊斋志异》自然不能宣扬,整理蒲松龄著作的工程只好偃旗息鼓。“文革”结束后,禁忌不复存在,我觉得这还是一块未经熟耕的研究园地,譬如说对这位享誉世界的小说作家了解得还非常粗略,有些还是不经之谈,《聊斋志异》的诠释、评论也还不够深入、中肯。我便决意集中精力去做一番认真的研究。 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我首先从考索蒲松龄的生平事迹做起,凭借搜集的文献资料,陆续写出了《蒲松龄与张笃庆》、《蒲松龄与孙蕙》、《蒲松龄在西铺毕家》、《蒲松龄与王士禛交往始末》等十多篇考论文章。当我觉得该考察的大都考察到了的时候,便连同另一类考察蒲松龄著作版本的文章一起,编成了《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交由齐鲁书社出版。这十来篇考论蒲松龄生平事迹的文章,揭示出了这位一生屈沉民间、生活平淡无奇的著名小说家的许多不为人所知的事情及其一生的心路历程,用海外研究者白亚仁评此书的话说,即“大大丰富了我们对蒲松龄及其著作的认识”。 在考索蒲松龄生平事迹中,我也发现了一些与《聊斋志异》里的故事有内在关系的人与事。举几个例子。如蒲松龄有位曾结社倡酬的学友,叫王鹿瞻,非常怕老婆,听任其老婆将他的老父逐出家门,死在外地的旅店里。蒲松龄曾写信斥责王鹿瞻,要他赶快准备棺木,接回老父的遗体。《聊斋志异》里的《马介甫》篇,写杨万石惧内,听任悍妇虐待老父,赶出家门,虽然加入了一位异人惩治悍妇的内容,结局也有所不同,但核心情节与王鹿瞻家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有理由认为,这篇小说是就王鹿瞻之事生发出来的。再如《聊斋志异》的《叶生》篇,写叶生“文章冠绝当世”,却“所如不偶”,抑郁而死,死后幻形入世,借别人的福气,考得举人,说是要“为文章吐气”。篇后一大段“异史氏曰”,大发才人科举失意的悲哀、愤懑,与蒲松龄在一次参加乡试失败后写的两首词——《大江东去·寄王如水》、《水调歌头·饮李希梅斋中作》,意思是一样的,语句也多有雷同处。这便泄露这篇魂游故事的秘密:它是蒲松龄科举失意悲愤心灵的一幅幻影。最使人感到兴趣的是,在考察蒲松龄与孙蕙的关系中,发现了一位女子,名叫顾青霞,她是孙蕙做宝应县令时买的小妾。蒲松龄应邀去做孙蕙的幕宾,既是同乡学友,不妨出入孙蕙内宅,与顾青霞相识。后来孙蕙行取入京,做了朝官,将顾青霞留在了淄川家中,蒲松龄也时而与她见面。《聊斋诗集》里就有八题十三首写她和写给她的诗,透露出她的身世、才艺,识文解字,吟诗美妙动听,形容为“如披三月柳,斗酒听黄鹂”。蒲松龄为供她吟诵,选过百首唐诗,为此事写的诗中竟有“付于可儿吟与听”这样亲昵失态的话语。顾青霞死后,他写了《伤顾青霞》一首哀悼诗。可见她在蒲松龄的心灵、感情中已占有一定的地位。我在考察蒲松龄与顾青霞的关系那一节里,说《聊斋志异》里《娇娜》篇末“异史氏曰”一段文字:“观其容可以忘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宴,则‘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无疑“这也可以施用于蒲松龄与顾青霞的关系”。美国的研究者蔡九迪在简评《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的文章里说:“袁再现了蒲氏和一位擅吟诗的‘情妇’长期的友谊关系,并敏锐地提出她也许充当过《聊斋志异》中有本领的狐鬼精英们的一个灵感。”后来,我再次细读《白秋练》篇,白鱀豚精白秋练与书生慕蟾宫以吟唐人诗为爱情的纽带、医疗相思病的药石,结尾是以吟杜甫的《梦李白二首》维持白秋练的生命,便感悟到这篇白鱀豚精的爱情故事,隐喻的就是蒲松龄与顾青霞的那段感情,最后一节寄托着对早逝的顾青霞的哀思。像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没有时间多说了。该类事情无疑是提供了这样一种信息:《聊斋志异》并不全是“闻则命笔”式的记述听来的奇闻异事,至少是有部分篇章即是就蒲松龄自己的生活经验、感受编织成的狐鬼花妖故事。 当我较为细致深切地了解了蒲松龄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之后,再读《聊斋志异》,往往发觉其中蕴含着蒲松龄的身影和心迹,最为明显的是那些叙写书生科举失意的悲哀、诅咒科场考官“糊眼冬烘”的篇章。蒲松龄大半生饱受乡试落榜的打击,往往有诗词抒写其沮丧、愤懑的心情。《聊斋志异》的一些故事,如《叶生》、《司文郎》、《贾奉雉》等,可以说是蒲松龄出脱那种悲哀、愤懑心情的另一种方式。再如,《聊斋志异》里有不少狐女、花精与书生相爱的故事,不外是书生独居书斋,有少女不速而至,给孤寂的书生带来欢乐,如《绿衣女》;或使穷困的书生交上好运,如《凤仙》。蒲松龄大半生怀才不遇,在缙绅人家做塾师,一年里只能年节假日返家小住数天,曾经大发感慨:“久以鹤梅当妻子,直将家舍作邮亭。”孤身在外,缺少天伦之乐、夫妇之爱,时常有孤寂落寞之感。一年夏天,他住到馆东府第外的花园里,夜深人静,倍感寂寞,就吟诗排遣,说:“石丈犹堪文字友,薇花定结喜欢缘。”石丈,指的是一块人形状的太湖石;结喜欢缘,用的是大诗人白居易《戏题新栽蔷薇》诗“少府无妻春寂寞,花开将尔当夫人”两句的意思。诗是假想象以自慰其寂寞,《绿衣女》岂不是将这自慰其寂寞的想象化作更形象有趣的故事?《凤仙》的情节比较复杂,狐女凤仙与穷书生刘赤水相爱,受到家庭的歧视,便以幻术激励刘赤水读书上进,科举及第。篇末“异史氏曰”:我希望天上的神仙都让心爱的女儿下嫁人间,贫穷的书生就少有了。这个狐女的故事,只能是像蒲松龄这样困于科场的贫穷书生才会想象、编造出来的。由此可以认为《聊斋志异》中的许多篇章,是蒲松龄假谈鬼说狐自抒其忧愤,自发其心迹,自慰其落寞之感的。 由此,我对鲁迅给《聊斋志异》所做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论断产生了怀疑。鲁迅以小说史家的眼光,把《聊斋志异》放到中国古代志怪传奇小说的系统中,说明其创作特征,无疑非常正确。《聊斋志异》里许多篇章故事委婉,叙述细致,形象鲜活,与有意为小说而且“记叙委曲”的唐人传奇是一样的,说它是“用传奇法”,也完全正确。然而,《聊斋志异》虽然不外乎记叙狐鬼花妖之事,可是那些记叙委曲、意蕴深沉的篇章,也正是代表了它的高度的文学成就的作品,却与六朝人志怪小说有着性质上的差异,那是作者匠心结撰的,不是记述奇闻异事;结撰那些狐鬼花妖故事,作者自己不信以为真,也不想让读者当作实有之事。在作者是借以抒情写心,期望于读者的是能够领会到其中所蕴含的意思,欣赏其文笔之妙。蒲松龄曾在一首为他这部小说集而大发感慨的诗里说:“千秋业付后人猜!”便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与六朝人记述奇闻异事,要人信以为实有,以“明神道之不诬”,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与唐人作传奇,叙述怪异故事,重在表现构思之奇,也很不一样。说《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前一句有道理,后一句则不那么正确了。蒲松龄作《聊斋志异》,不是在“志怪”,是有意识地虚构狐鬼花妖故事;虚构出的那些狐鬼花妖故事,并不是他着意表现的本体内容,而是他着意表现的内容的载体,也可以说是表现方式,这便具有了形式的性质。这与古代的寓言故事相似,要传达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故事所寓有的某种生活哲理。相似并不相同,寓言故事寓有的是社会普遍性的经验,《聊斋志异》里的狐鬼花妖故事寄寓的是作家个人的感受、感知和向往。所以,《聊斋志异》里的狐鬼花妖故事便不能说是“志怪”。我写的《聊斋志怪新质论略》,就是揭明《聊斋志异》与六朝志怪小说的这种根本性的差异。 王小舒:您的那篇文章题作“论略”,是不是对这个问题还要做进一步的研讨? 袁世硕:是的。那篇文章表述的是我那个时候的体会、认知。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是逐步深化的,里边肯定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果然,在那篇文章发表后不久,便又意识到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与神怪之事由内容变为形式、方法的变化相伴随的还有宗教神秘意义、神道观念的功能的改变。贯穿于六朝志怪小说的思维是古代宗教意识,如人死为鬼,灵魂不灭;物老成精,能化人形;幽冥相通,梦幻与现实同一,由之便形成了一些相对稳定的故事模式,如“应验”、“离魂”、“变身”、“幽婚”、“仙凡相恋”、“复活”等等,原本都具有神秘性质。《聊斋志异》里的狐鬼花妖故事,也多是那几类模式,与神道意识中的故事基本一致,但由于是有意识地为了表达一定的思想意趣而结撰出来的,所以也就不是在原来的神秘意义上的因袭,而是弃其内质而存其形态,作为文学幻想的审美方式和表现方法用之于小说创作中,从而也就摆脱了神道意识的拘束,获得了自由,可以随意地假之以观照社会人生,抒写个人的情志。最明显的例证是像《席方平》、《考弊司》一类写冥官的篇章,阴司之神也像人间官吏一样暴虐贪贿,成了被揭露、嘲谑的对象,读者自会意识到两者对应关系,原来在神道意识中的神圣性及其神秘性质,便被冲淡,甚而消失了,具有了方式、方法的性质,代之生发的是文学的审美趣味,让读者觉得有奇情奇趣。这个问题还可以拓展到古代神怪小说系统,看看各个时期、不同类型志怪类、神魔类小说在这个方面的差别,各自的创作特点便会更清晰地显露出来。这里边也必然生发出一些理论问题来。 四、中西兼容酿新变 王小舒:对了,您最近发表了几篇文学史理论的文章,还有一篇是对西方诠释学者加达默尔的艺术作品存在方式论提出质疑,这让我们感到有点稀奇。能不能说说其中的缘由? 袁世硕:这并不偶然。我大半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经常碰到一些需要思考的问题,一些问题单单就事论事是解决不了的。十年前,我在《文学遗产》创刊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做过题目是《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的双向交流》的发言,意思是文学史研究要借助文学理论,也可以生发理论。两者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用不着特别去说,古今中外都有很好的范例,中国的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中间阐明了小说的一些基本问题,建构了中国的小说理论。俄国的别林斯基也是在对前代和当代的作家作品做的批评中建构起自成体系的文学理论的。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感于现在我们把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分作两个学科,各守自己的天地,相互不甚搭界。我们搞文学史研究的,受老一代学者治学偏重文献、考证的影响,也多喜欢做这方面的学问,成绩比较显著,这自然是应当肯定的,但却相对忽略理论,解析作品满足于通常的理论观念,往往是单向性地解说其社会内容和意义,缺乏深层的研讨。我回顾自己写的几篇自感有点意思的文章,明显地是受惠于年轻时选修过哲学课,受惠最深的是读过恩格斯晚年写的一批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里面论述了意识形态各部门发展演变的动因、常规、转化的错综形态等问题,坦率地说,我就是用这些理论观点解析《西游记》、《红楼梦》,做出了那样一些论述,如此而已。这也使我意识到做文学史研究有必要学习、掌握些文学理论,学点哲学,提高理论素养。所以,我也力所能及地读些理论书,包括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译本。另一方面,我还感到我们做文学史研究也不必过于自谦,固守传统的治学路子,不关心理论问题。文学理论是从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批评认知中总结出来的。我们研究文学史,涉及到文学史上许多类型的优劣不一的文学作品,随着研究的深入,会观察到理论家未曾观察到的现象和问题,可以也应当做些理论上的研讨、说明。譬如,我揭示出《西游记》小说存在着题材及其原旨与细节描写及其表现的意趣的矛盾,在《聊斋志异》中怪异故事具有内形式和表现方式的性质,不都是可以纳入文学理论的视野吗?再譬如,《金瓶梅》是从《水浒传》里抽取一段情节加以放大、扩充,这是文学发展演变的一种链接方式,虽然不是独一无二,其他小说也有这样的,但却发生了意义重大的转变。小说描写的对象由英雄豪杰行侠抗恶的故事,变为极世俗、琐屑的人情世态,原先属于附属地位的内容成为中心内容,叙述格调、情趣也为大变,原先的英雄主义和抗恶精神,以及写人写事中的夸张因素和色彩,也随之消失了,可以说是有得有失。文学的发展演变自然不会全是这样一种模式,因革有大有小,有显有隐,但却不外乎是这样一种情况:构成文学作品的几对因素不是齐头并进的,一种因素及其功能增长了,乃至上升为主导地位,另一种因素便萎缩了,乃至消失了,在文学历史的长河中呈现出此消彼长、此长彼消的不平衡性。我想文学史研究是可以在文学发展论方面做出贡献。文学史研究在这个方面有优势,因为要研究的是多个时代的作家作品,容易观察到文学发展演变中的一些具体现象和问题,对这些现象和问题做些举一反三的思考、研讨,便会迈入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结合部,做出一些理论性的判断和概括。这样,文学史的研究便不再局限于价值判断,单向性地揭示作家作品的成就和意义,而是更增加了一层意义。我讲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双向交流,就是希望我们搞文学史研究,研究古代文学,不要过于故步自封,不肯与理论搭界,我们需要掌握理论,借助理论,但也不一一屈从理论,也可以提出概括性的观点,丰富、修正理论。我自己也想这样去做,学些理论书,思考一些理论问题,只是能力有限,想得多,做得少,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王小舒:您近年发表了几篇文章,打头的是有关文学史性质问题的,另几篇也多是标出“文学史”三个字,是否想写出一套文学史研究的理论?能否谈谈您的设想? 袁世硕:是的,我是想做这样一番努力的。我教中国文学史,写过一些解析、评论古代文学作品的文章,也可算是研究中国文学史有五十余年。这五十余年里,中国文学史成为大学中文系的一门主要基础课,也成为一门大学科,论著极多,仅文学史就有数百部,这中间争议也颇多。近些年来理论界引进了一些西方现代的文学批评理论,中国文学史研究也有反响,议论更新观念,改变方法,“重写文学史”的问题,我也在不断地学习、思考,联系个人的体验,有相合者,也有不相合者,于是想把自己的思考、意见表述出来。譬如,关于文学史的性质问题,也就是文学史是什么的问题,各部著作大都说文学史是叙述文学发展的历史面貌和规律的,但进一步地说明却存在着分歧。有的说文学史就是人的心灵史。文学作品固然是人的心灵的产品,其中也反映了人的心灵,但却忽略了“文学”,也就是忽略了表现人的心灵的方式和形态;表现人的心灵的不只是文学,哲学、宗教不也是人的心灵的产品和表现形态吗?近来有一种文学编年史,逐年记录作家生平、重要行迹、作品作成和刊行、作家群体活动,以及有关社会政治大事等,称之为新型文学史。这也是对文学史的性质问题的一种值得商榷的理解:没有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的具体身影,不知它们叙写的是什么和怎样叙写,怎么能看出各个时代的文学面貌和变化情况?在历史学科中,记述人事活动的历史,编年体是完全适用的,因为逐年记述的人事活动就是历史的本体内容,而文学史则不然,可以系年的是与文学作品有关的事实,只记录可以系年的作品的题目,如某年某作家作成某部作品,那还是没有文学史主体内容,即便是将作品原封不动地依时间顺序排列起来,那也不成其为文学史。没有对构成历史系列的文学作品的内容和作法的解析、揭示,是建构不出文学史的。文学史研究中,这类问题是应当加以研讨的。 文学史研究,有研究者曾称作“文学史学”,我觉得可以,便在那本论文集的题目上标出了这个名称。但觉得这四个字又容易读作“文学、史学”,因为“文学”、“史学”作为两个文化学术部门的名字,在人的头脑和文牍中已经根深蒂固,“文学史学”作为指代文学史研究的学科名称,能否确立,还要等待一段时间。不过,文学史研究既然有了上百年的历史,成为了一门不小的学科,时常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争议,往往是就事论事,各抒己见,不了了之。现在有必要做些理论性的研究,这门学科也应该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和原则。 我想,文学史研究的理论最基本性的是文学发展论,核心问题是文学是怎样发展的?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外部原因是通过什么途径促使文学内部发生变化?文学发展变化有哪些常规现象?等等。这是文学理论研讨的问题,但文学理论对文学发展论的研讨,远不如对文学本体论、创作论、批评论研究得深入具体。文学发展论是要靠文学史研究提升出来,既经提升出来的理论又会引导文学史研究的深入,这是一种认识的循环。其次是文学批评理论,文学史研究要对历史上文学作品进行解析、诠释、批评。而对文学作品的批评、诠释可以有多种取向、多种方法、多种范式,文学史研究中对文学作品的批评、诠释,应服从于文学史性质、任务,重在认知,不重在单向的褒贬和鉴赏,忌主观爱恶的过分介入,更不宜逸出文本的内涵做过远的联系、发挥。所以,我把那篇谈诠释的文章题作《文学史与诠释学》。前面说过,文学史研究有部分整理文献、稽考有关史实的工作,稽考作家生平、佚名作者、作品作成年代,是少不了的。考证是我们古代经史研究中传统的治学方法,乃至成为清代学术特征。上世纪初,考证也用于研究文学,借以评论作品,在文学史研究中占据了不小的位置,其中自然有成功的经验。因为是文学史实的考证,文学作品里蕴含着可资考证的信息、证据,有的信息和证据是要靠解析、诠释提取出来,考证也就超越了治经史的学者的思路、方法。另一方面,考证中也发生相当普遍的失范现象,也就是背离了传统的考证学原则,如不取“孤证”,结论应是“不留余义”的“十分之见”,即有百分之百的可能性。最突出的例子是对《金瓶梅》作者的考证,竟有二三十种说法,大都是抓住一点或几点可能性不大的现象,偏要自立一说。即便科学上允许提出假说,那也应该是有相当大的可能性。假说既多,也就不成其为假说了。 王小舒:最后问一下,听说您主持整理的《王士禛全集》,齐鲁书社就要出版了,是不是要转向重点研究这位诗人? 袁世硕:不是。一个人精力有限,年逾古稀,《聊斋志异》还没有研究完,哪能再重点研究王士禛!整理王士禛集,只是早先不经心地接受了这样一个任务,既然接受了,就应当完成,也乐于去完成,没有当作分外之事。我们教文学史,就要对文学史上的多种文体的作家作品,都有所了解,完全不了解,怎么能上课堂讲授?研究要有重点,重点研究也就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做更为全面深入的研究,获得更深切的认识,做出超越前人的成果。但却不能将自己局限在重点研究的对象上面,研究小说不能只读小说,只看已知的有关的文献资料。研究小说要涉及多方面的知识,不具有较丰富的知识,难以说得上有一定的文化、文学素养,小说也是研究不好的。王士禛是清初大诗人,交游甚广,整理他的诗文集,既可以进一步了解清初文坛的状况,也可以增进对诗的理解,更何况他与《聊斋志异》及其作者蒲松龄有些关系。我写的《蒲松龄与王士禛的交往始末》,就是通过两人交往的诗文,钩索出其间的隐微关系,看出其间文学观念的异同,不同文体在那个时候在人们心目中的差别。蒲松龄的苦恼,在《聊斋志异》里发出的感叹:“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深层的原因不正在于这样的差别吗? 王小舒:蒲松龄有一句诗“老于橘柚识甘酸”,道尽人生无限感慨,不过用来形容先生的治学之路,也很恰切。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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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小传

袁世硕(右)与闻一多塑像。

袁世硕,文学史家,1929年生于山东兖州,1953年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1983年晋升为教授,198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山东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先后兼任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评议组专家、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等职。现为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拓展通变

20世纪50年代末,袁世硕广泛查阅文献,编写了极具史学价值的《孔尚任年谱》,其《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于1988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后,在国内外同行中获得一致赞誉,“是蒲松龄研究的一个里程碑”。此后,他又相继出版了《蒲松龄评传》《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敝帚集》;主编了《元曲百科辞典》、《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蒲松龄志》、《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整理校点了《清诗别裁集》,主持整理出版了《王士禛全集》;编辑出版了《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冯沅君创作译文集》、《蒲松龄研究集刊》等,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等报纸杂志上发表了百余篇有影响的论文。多次获得国家和省部级优秀成果奖,也是山东省社会科学首批突出贡献奖获得者。

袁先生一向以治学严谨著称。他继承了老一辈学者冯沅君先生的治学方法和谨严学风,在研究中注重从基本的训释古义、稽考史实做起,不凭主观臆断,不尚空言浮议。他坚信读古人书要“知人论世”,不赞成只就作品论作品的所谓“本体批评论”,但也不赞成烦琐的无甚意义的考证。

山东大学讲席教授袁世硕先生,执教六十五载,岁月悠悠,他著作甚富却仍坚守躬耕三尺讲台,蜚声学界而从未放弃古典文学的钻研追求。袁先生始终坚持正确的学术方向,严格恪守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在中国古代小说、古代戏曲及元明清文学等研究领域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与此同时,袁先生以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诲人不倦的精神培养了多位在学术上饶有成就、在文化工作上做出了突出成绩的学生。

袁先生总是力求掌握最充分、最翔实的文献资料,通过审慎的分析,搞清有关历史事实。例如,他曾细致地考察了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正文中的许多小字注,联系《录鬼簿续编》中记载的罗贯中的行迹,论断《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代末年。他通过对明嘉靖朝的权贵郭勋其人其事的考察,联系《水浒传》多写与大小权势者抗争的内容,以及写北方地理混乱、写南方地理较合乎实际的情况,论断这部小说绝不可能是出自武定侯郭勋或其门下士之手。武定府只是这部小说最早的刊行者。这类研究课题,对解决中国小说史研究中的一些争议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了解析古典戏曲名著《桃花扇》的创作起因和社会意义,20世纪50年代末,袁先生广泛查阅有关文献,编写了《孔尚任年谱》。这部年谱详细地呈现了孔尚任一生的行迹,着重考察了与他创作《桃花扇》有关系的一些人物,其中许多史实为已往的研究者所不曾涉及。此后多部《中国文学史》都曾援引其中提供的资料,作为评论《桃花扇》的立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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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取得如此成绩,袁先生并没有终止这个课题的研究,而是继续留心有关新文献的发现,斟酌原来的记述是否圆满确切。十几年之后,他又对《孔尚任年谱》作了增补修订,使其内容更加充实,对孔尚任在《桃花扇始末》中所言及的人物事件,全部做了考索分析,更加清晰地展示出这位杰出剧作家一生升沉荣辱之轨迹,以及因创作《桃花扇》而罢官的政治底蕴。

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袁先生开始着手研究蒲松龄的著作,他广泛搜集、深入发掘有关文献,多次去蒲松龄的故乡淄川探访,到国内多所图书馆查阅图书,甚至东渡日本,阅览了东京庆应大学“聊斋关系文库”的文献图籍,搜集到了多种已往研究者未曾发现的珍贵资料。

在此基础上,袁先生完成了两项研究——

一是对蒲松龄的行迹、交游、著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索,揭示出许多后人罕知的隐秘情节。如从其挚友张笃庆的诗作,可知他年方及冠便已开始创作《聊斋》;从他曾与友人之妾顾青霞的交往,可以发现他对两性关系问题的新思考;从他在西铺毕家坐馆30年的生活状况,可知他何以能够坚持《聊斋》创作直至年逾花甲;从他与诗坛领袖、朝廷显宦王士禛的交往始末,可知两位文学家之间的真实情况等等。这些翔实的考证极大丰富了对蒲松龄的了解,也基本上搞清了他创作《聊斋》的具体过程。

二是对《聊斋志异》几种早期抄本和传世不广的早期刊本做了较为具体的考察,基本搞清了它们各自的年代、篇章存佚、抄主情况,以及与作者原稿(仅存半部)相比较在内容文字上的差异。这既有助于探明作者原稿的全部情况,也为重新整理出一部《聊斋志异》的定本奠定了基础。

这些研究成果辑成《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由齐鲁书社于1988年出版,获得了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国内的《文学遗产》《文史哲》《上海社会科学》,日本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动态》《东方》,美国的《亚洲学会学报》等报刊都发表了长篇书评予以评介,称此项研究“是蒲松龄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袁先生坚守传统的读其书须知人论世的理论原则,不仅注重考证有关作家的创作史实,也着意观察稽考作品的文体、题材、作法转化的实况,他考察作家的生平不停留于生卒、行迹、交游,更重视显现其性情与思想。因此,他的考证不仅细密,而且超越了一般的实证方法。他所著《蒲松龄与王士禛交往始末》《解识龚开》等,便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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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意识

从袁先生的研究内容来看,自《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醒世姻缘传》《聊斋志异》《桃花扇》《红楼梦》等文学名著,到这些名著的作者研究、意义阐释和传播研究,再到对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价值评判,都表现出了他所倡导的“问题”意识。

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界提出要正确评价历史人物曹操,将丑化曹操的罪责归之于《三国演义》,进而否定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袁先生考察了由“尊曹”到“贬曹”的历史过程,指出《三国演义》表现的是宋元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遵循的是传统的道德标准。他认为,作为小说艺术的人物形象,《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反映了古代政治家的典型性格和政治谋略,具有极高的文学功能,不但不应否定,而且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借鉴。

对于《西游记》的主旨,历来众说纷纭,如果仅仅从时代不同、读者观点不同去解释,即便做得十分周到仔细,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袁先生发现,明代中叶文学领域呈现出一股强烈的重情尚欲、反禁欲主义的思潮,于是对《西游记》进行了新的诠释。他从取经故事的演化入手,运用历史和文化的方法,得出了如下认识——

玄奘取经的事迹,在通俗文艺中神魔故事化,原来弘扬佛法的主旨,逐渐被神魔斗法的趣味性冲淡,道教神仙进入佛教故事,内容便复杂起来,取经的主角发生了易位。到明中期受到了崇尚人性的人文思潮浸洗,重新书写的取经故事发生了内在肌质的裂变,主题故事与具体情节描写表现出不和谐的倾向性,神佛有了世俗相,连同情节的神圣性都受到了揶揄、戏谑,呈现出了人文主义的思想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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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西游记》思想和艺术的历史特征,以往批评家忽视了这一本质特征,用各自时代流行的观念,强行概括小说的主题思想,自然不合实际,难以自圆其说。

当袁先生较为细致深切地把握了蒲松龄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之后,再对《聊斋志异》进行分析时,发觉其中蕴含着蒲松龄的身影和心迹,最为明显的是那些叙写书生科举失意、诅咒科场考官的篇章。

由此,袁先生对鲁迅说《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论断产生了怀疑。《聊斋志异》虽然不外乎记叙花妖狐魅之事,但与六朝人的志怪小说有着性质上的差异,蒲松龄作《聊斋志异》不是为了“志怪”,而是有意识地虚构狐鬼花妖故事来寄托自己的情志,这些故事是表现思想的载体,内容具有了形式的功能。这与古代的寓言故事相似,要传达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故事所寄寓的某种生活哲理。

袁先生认为,“红学”界在扬弃了“自传说”之后又发生了贾宝玉是不是“封建叛逆者”或曰“新人”的问题,于是发表了《贾宝玉心解》一文。他从正反两种意见中悟出:意见分歧的原因是没有意识到小说人物贾宝玉的文学素质,贾宝玉不是写实小说中与现实生活中可以等同的人物形象。实际上,在贾宝玉这一形象中既有写实的因素,又有意向化的因素,如性情异于常人,说了些“囫囵不可解”却意蕴甚深的话语,曲折地反映出了作者的心灵。如果完全用现实的眼光、准则品评其举止、话语,就失于胶柱鼓瑟,丢掉了文学的审美意趣,称扬者隔靴搔痒,贬之者则难免迂阔。

古代文学研究历来有一个回到作品或作者本义的愿望,但是现在的研究者不可能回到作家创作作品的那个时代,所以,今天的研究只能用新的观念来诠释过去的文学作品,从而给出尽可能接近原旨的解释。只有如此,文学研究才能发展,民族文化才能发扬光大。

袁先生的许多研究成果都验证了这一道理。新观点的提出,需要几个必备条件,一是新材料的发现,二是新方法的使用,三是观念的变革。正因为他以尊重历史的态度,从考证出发奠定学术研究的坚固基石,进而强调文学观念和文学史观念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才能够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不断有新的开拓和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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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升华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文化思潮逐渐涌入,就文艺美学的理论与方法而言,从老三论到新三论,从存在主义、现象学到语言哲学,异彩纷呈,目不暇接。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文化氛围中,对于西方文学理论方法,袁先生既没有采取全盘接受的方式,也没有采取简单排斥的态度,而是主动接触,审慎辨析,汲取其中对于研究古代文学有益的内容,建构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并在学术研究中创造性地发挥运用。他对于那些带有明显理论偏颇或者违反文学规律的观点进行细致分析,指出其学理上的缺陷与实践中的弊端,给予冷静客观、实事求是的评价,尝试进行中西理论的比较研究,使西方的灰色理论在中国学术领域焕发出绿色生机。

在学术实践中,袁先生娴熟地运用哲学方法研究文学史,从意识形态内部构成的诸种关系入手,高屋建瓴地揭示了文学与哲学的内在联系。如对《聊斋志异》狐鬼精魅故事蕴含人生哲理的寻绎,对《西游记》神佛故事由宗教意识转化为审美意识的论断等,都体现了他的哲学思维功力和研究深度。

袁先生以《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作品的“玄言诗”为例,阐释了哲学影响文学、文学蕴含哲学的表现方式与深层规律。对于现象学美学方法的借鉴和运用,体现了他关注作品本体价值的学术追求,这同只专注于考据史实、力图还原历史真相的研究有着明显不同。

袁先生特别注重诠释学的研究和运用,他从中国古代诠释学切入进行分析,体现了中西理论结合的特色,重点探讨了文学作品的历史客观性,指出文学诠释的本质属于认识,特别强调了历史主义是诠释学的基本原则,并以《桃花源记》《三国演义》《圆圆曲》《红楼梦》等作品进行了具体论述,把理论辨析与作品阐释相结合,体现出理论服务于研究的鲜明倾向。

与此相关,袁先生还对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进行辨析,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他从四个方面对伽达默尔的理论提出质疑:一是以游戏为建构其诠释学入门的论述,混淆了游戏与文艺作品性质上的差异;二是说文学作品是未完成事物,虽有一定道理,但否认其为客观存在则是错误的;三是作品的先在性,语言意指的稳定性,表明文学作品并非只存在于读者的理解中;四是无视文学作品对理解的制约性,诠释的历史性便成为相对主义。

袁先生对西方接受美学三位理论家的代表观点——姚斯“期待视野”、费什“读者反应”和伊瑟尔“召唤结构”等核心概念也进行了深入解析,明确指出接受理论放逐作品本文、过度抬高读者接受(即文学消费地位)的片面性失误,紧紧抓住“作品本文”这个无论任何流派的任何理论家都无法绕开的核心概念,置接受理论于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

凭借理论的敏感、逻辑的严密与思维的清晰,袁先生排除了西式表达与翻译生涩造成的理论迷障,抓住问题关键和理论要害,进行客观冷静的科学分析,清理出基本的逻辑结构与推演脉络,最后破解其中的疑难并给予有针对性的理论匡正,充分显示了他的大家风范——宽阔胸怀、求实精神、兼容并包。

袁先生朴实无华、平易近人,耻于追名逐利。时常有同行、同事、研究生请他审阅文稿,他总是认真提出修改意见,甚至帮助修改。作者要求发表时署上袁先生的名字,他认为侵占别人的研究成果是不道德的事情,都一一婉言谢绝。

相反,袁先生从不把自己掌握的资料和研究心得视为己有,从不计较别人使用他提供的资料,或根据他讲述过的意见撰文发表。他注意言传身教,为人师表,对研究生在业务上尽心指导,在生活上热情关怀,却坚持不让学生为自己办事,即使是查找资料、抄写文稿之类的小事,也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偶尔有之。

袁先生特别注意严于律己,行为端正,维持教师应有的尊严。尤其在学术问题上,他更是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对学生高标准、严要求。因此他培养的一批批学生,无论在何种工作岗位上,都能继承发扬恩师的这种精神,在各自的工作中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附:学人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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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硕,文学史家,1929年生于山东兖州,1953年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1983年晋升为教授,198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山东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先后兼任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评议组专家、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等职。现为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20世纪50年代末,袁世硕广泛查阅文献,编写了极具史学价值的《孔尚任年谱》,其《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于1988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后,在国内外同行中获得一致赞誉,“是蒲松龄研究的一个里程碑”。此后,他又相继出版了《蒲松龄评传》《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敝帚集》;主编了《元曲百科辞典》、《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蒲松龄志》、《中国文学史(四卷本)》(第八编)、《中国文学史(马克思主义课程教材)》;整理校点了《清诗别裁集》,主持整理出版了《王士禛全集》;编辑出版了《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冯沅君创作译文集》(与严蓉仙合编)、《蒲松龄研究集刊》(1—4辑)等,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等报纸杂志上发表了百余篇有影响的论文。多次获得国家和省部级优秀成果奖,也是山东省社会科学首批突出贡献奖获得者。

(作者:赵秋丽,系本报驻山东记者站站长、尼山世界儒学中心理事、三届中国新闻奖获得者、三届山东省政协委员;王平,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兼任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副会长、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学术研究中心秘书长等职;冯仲平,系山东大学1996届文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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