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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城的传媒大道,探秘藏在小胡同里的京报馆

时间:2020-05-03 23:04

胡同里很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古建正在腾退和修缮,其中魏染胡同的一处令人瞩目,它就是著名的“京报馆”。

宣南是旧时颇具老北京文化色彩的地区,除了众所周知的天桥和会馆文化外,它还是北京报业的发祥地,其报业文化在中国的媒体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民国时期,宣南与上海的望平街南北并峙,成为中国报业的中心,如同英国报业的老家伦敦舰队街一般。当时,前后共有500多家报刊分布在宣南的100多条胡同内,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林白水办的《社会日报》和邵飘萍办的《京报》。今日漫步在这片古旧的街区,逼仄的街巷两旁尽是低矮古旧的建筑,很难感受到过往时代的文化气息,但这里毕竟有一些记忆是值得回味的。

图片 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铁鸟胡同也叫铁老鹳胡同,是北京乃至中国报业的重要发祥地图片 2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京报馆旧址图片 3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京报馆东侧的墙体上只剩下一个“京”字图片 4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京话日报》连载的小说《猪仔记》影响很大图片 5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上个世纪初,《京话日报》报道的“新物件”,仿佛说的就是今天的手机图片 6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京话日报》关注民生,报道北京设立菜市场图片 7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1918年底,陈独秀、李大钊在菜市口米市胡同创办的《每周评论》,是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1919年8月31日,被北洋军阀查封 宣南地区在老北京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除了天桥文化、会馆文化等外,在中国的报业历史上,宣南地区的报纸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宣武门到菜市口一线,集中了老北京的大数报馆,用今天话说,把这条街称之为北京的传媒大道一点不为过。 中国民间报房经营报纸始于明朝的京城,也就是现在的宣南地区。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御批后才有《京报》刊行。清朝入主北京,由《邸报》与《京报》共行,到《京报》独行。到了民国时期,宣南地区的报业兴盛,其间着名报人众多,也产生了很多推动北京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 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收藏委员会主任、平谷世纪阅报馆馆长李润波从1976年开始收藏老报纸,目前已收藏有4000多种报刊,近5万份报纸。这其中,有很多是宣南地区的报纸。除了清末民初的报纸,他还收藏有不少明清时期的黄皮《京报》,从这些珍贵的老报纸中,不难看出宣南报纸对北京乃至全国的影响。 京报馆已变为民宅 从菜市口地铁站出来,往东走几百米,路北就是魏染胡同。这条南北向的胡同马路并不宽,汽车经过时,得小心行驶。京报馆就坐落在胡同的中间位置,跟两侧低矮的平房相比,这座历经风雨的二层小楼仍然醒目得让人从远处一眼就能看到。 午后的阳光从一棵高大的香椿树上播撒下来,报馆门口的京报馆牌匾也变得斑驳起来。出生于1948年的老人高伟抱着孩子,在胡同里溜达,她就出生在京报馆对面的一个院子中,她的父亲曾经是傅作义手下的一名高级军官,她指着报馆东侧墙上仅剩的一个“京”字说:“以前‘京’字在右边,从右往左是‘京报馆’三字,现在‘报馆’两字没了,只剩下了‘京’字。” 她记得自己小的时候,这座楼里还有报馆的人在上班,京报馆的前面锁着大铁门,北侧有一家印刷厂,“到了‘文革’后这里才没有了报馆的人。” 不过这座老楼一直没有闲着,今年57岁的金女士从1974年起就住在报馆的楼上,她的父亲是外文印刷厂的职工,在这座楼里,她住了将近40年。 “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前些年,楼梯的扶手坏了,房管局的人帮给增加了扶手。” 年代久远,房子已经非常破旧,金女士说,这几年,二楼过道上的楼顶一直漏水,也一直没有修好,作为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这座楼的任何修改都需要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就连这6块玻璃坏了都不能随便换。” 她说,自己搬来的时候,楼里已经没有了任何报馆的蛛丝马迹,倒是邵飘萍的后人还住在京报馆的东侧,下楼后,她领着记者从南边的一个小门进去,往前十几米就进到一个院子,邵家的后人不在,一位邻居说,现在院子里住的是邵飘萍的孙女,平常不太能见到。 从魏染胡同一直往北,就是南柳巷胡同,永兴庵位于胡同的西侧,胡同的两侧坐着不少午休的老人,让人很难想象这条几米宽的小胡同当年就是宣南报纸的集中地之一。永兴庵已经变成了平房,里面住满了住户,门口的一块牌匾上有永兴庵的介绍,上面写着当年有“数十家报纸在此发行。” 从南柳巷往东不到100米,就是铁鸟胡同,也就是当年的铁老鹳胡同,胡同窄得连一辆汽车都通行不了,除了有一两位老人坐在边上唠嗑,这条静静的小巷已经抹去了所有的时代气息,找不到当年报业的任何踪迹。而研究报史的人都知道,这条胡同可以说是北京报业的发祥地。 当年林白水主办的《社会日报》一度设在林白水故居中,位于魏染胡同西侧的棉花胡同中。记者在现场看到,原来的故居已经被拆除重建,新建筑被铁栅栏围了起来,还没有对外开放,只是面向马路的一侧还留有一块牌匾,行人要进去,得进边上一家单位的大门。现在故居大门全部紧闭着。 宣南曾诞生500多家报房 李润波告诉记者,“宣南”是古都北京的发祥地,今广安门外滨河公园有北京建都纪念阙为证。辽金朝代的内城,元代的城南,明清时期的外城。有着上千年的城市文化积淀和人文资源。 宣南地区报业的发达有着历史渊源,清朝定都北京后,实行满汉分居,满人居于内城,汉人除有皇帝赐予宅第的大臣外,都居于外城。但士人学子多聚居宣南,因而宣南各省地会馆林立,总数达400多家,更兼来京参加会考的举子集中在宣南一带落足,因而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宣南文化氛围。 宣南报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时称“朝报”或“邸报”。明万历八年出现官办雕版印刷报纸,名叫《急选报》。民间抄报则始于明崇祯元年。清代,官办“邸报”与民办“京报”同时发行。乾隆三十五年至嘉庆六年,有山东登属人在正阳门外设立报房,每日派人到内阁门房抄录允许公布的谕旨、奏折和官印《宫门钞》等,印售《京报》,向社会发放。道光年间,因有人贩卖商品,偶将“京报”带至西北,地方人感到新奇,觉得是一个新的商机,于是开始向外地发售。向外地发售的报大约一周左右发出一次,几份摞在一起,封面贴上黄皮。并在上端印上“京报”字样。 据有关资料证明,山东人设立的报房,就设在今天的铁鸟胡同。 铁鸟胡同原为京师报房的集中地。明朝嘉靖年间在该处建有关老爷庙,殿顶上设有铁鹳雀两只,随风旋转,以驱鸟雀,故俗称铁老鹳庙。 而报房大多集中在关帝庙周围,巷内报房相继开业的有十几家,聚兴、聚升、聚恒、公兴、洪兴、合成、杜记、集文、同顺、同文、天华、信义、连升等,其中聚兴报房开业最早。民国初期,又有一些社会报馆设立于此,如《群强报》、《京沪日报》、《法政日报》等。因报房较多,故俗称报房胡同。 李润波说,宣南的报刊,从创始到新中国成立,不同时期内大约设有500多家报房,分布在100多条胡同内。社会影响较大的有二十几家,即《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官书局报》、《官书局汇报》、《京话报》、《北京新闻汇报》、《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平报》、《北京女报》、《正宗爱国报》、《国民日报》、《国风日报》、《群强报》、《选报》、《民权报》、《京报》、《社会日报》、《北京民国日报》、《实报》、《解放》、《新民报》等。其中现在的魏染胡同30号曾长时间作为报房,最后是着名报人邵飘萍所设的京报馆,建筑格局一直保留至今。 宣南报刊之所以比较发达,主要是成本低,销路好。“主要工作就是抄录或摘录其他报纸上的内容,大多报房并不自己印报,而是委托大报馆承印。” 清末民初之际,只有《京话日报》、《京报》既有编辑部,又有印刷厂。其他规模较小的报馆都靠委托大报馆或其他社会印刷厂来解决。因而在报馆周边,一批印刷厂应运而生。如《游戏新报》由丞相胡同的《晨钟报》印刷所代印,《党鉴报》由民立报馆代印,《中国商业联合会报》由文益印刷局代印,《法政日报》由魏染胡同的*****印字局代印。 印刷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繁荣,以铸造出售铅字、铅空、铅条为业的制字局一时兴旺起来。杨梅斜街、琉璃厂一带出现不少厂家甚至作坊,专门从事铸字行当。其中以文岚簃和华洋制字局最大。同时,制造印刷机和裁纸机的工厂也有发展,正兴隆街的贻来牟铁工厂即以制造印刷机享誉一时。 报刊还要有发行环节,因而在宣南出现独有的报刊发行市场,简称报市。报市设在南柳巷的永兴庵,亦称永兴寺。今为南柳巷45号。寺门朝东,原中间是大殿,后有罩楼和南北配房,罩楼有通道通后院,庙产共40余间。永兴寺距铁老鹳庙仅数十米。 “清代中叶以后一直居住山东人,他们以贩报为业,民国报业发达,永兴寺便成为报市中心,南柳巷一条街也就成为北京报市胡同。” 山东人曾垄断报市 报市最初由山东曹思明等人垄断,他们的报夫组合成团队,统一身着蓝布大褂,形成阵势,不允许他人介入。八国联军进北京撤出之后,报业逐渐恢复,有些报馆便趁机甩开山东报夫,专找北京人发报,垄断局面才被打破。直到解放初期报市尚存。“1953年实行邮发合一,才彻底消失。” 后来报馆为降低成本,专门招收无业儿童沿街叫卖售报,逐渐形成一个特殊行业——报童。报童都是穷苦家庭的孩子,贩卖报纸借以糊口。着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就是报童出身。报童中最知名者叫“醉郭”,本名郭瑞,丰台老庄子村人。 1900年郭瑞抛妻弃子只身进城,在天桥一带唱“数来宝”度日。适逢着名报人彭翼仲在五道庙创办《启蒙画报》,专收北京人做报夫,结果被选中。于是郭瑞利用自己的“数来宝”功底,边售报边演讲,大受市民欢迎,报纸销量大增。 郭瑞平日嗜酒如命,有了钱就去买酒,喝了酒演讲更好,由是落得“醉郭”之名。彭翼仲见他卖报效果好,还扩大了自己报纸的影响,不时单独供给一些酒资,二人逐渐交情日深。1907年春,彭翼仲流放新疆,“醉郭”悲伤不已,非要跟随而去,被彭翼仲力阻,但一直坚持步行送到保定才回来。 辛亥革命成功,彭翼仲被赦,“醉郭”已病,不久辞世,享年69岁。彭翼仲先生为纪念这位报友,组织社会名流捐钱,将“醉郭”掩埋在陶然亭锦秋墩坡下,并为之竖碑。 李润波告诉记者,解放以前北京地区的报纸,除了东城的石驸马大街有一些报馆如《世界日报》等,大部分的报纸都集中在宣南地区。 宣南地区历史上有将近500多家报刊,真正坚持的有100多家。这些报纸大部分集中在三个地方,分别是铁老鹳庙、南柳巷和五道庙。其中以铁老鹳庙最为集中。还有就是樱桃斜街,主要是民国10年后创刊的报纸。 清末民初宣南报业最鼎盛 宣南地区报业的鼎盛时期是清末和民国初年。彭翼仲办的《京话日报》、林白水的《社会日报》和邵飘萍的《京报》,组成了当时北京报纸的“三驾马车”,影响很大。 此外,1906年丁宝臣办的《正宗爱国报》,在当时比较敢于发出声音,丁是回民,比较敢说话,汉人不敢说的他敢说。那个时候有论说,相当于现在的社论。新闻性也很强,报纸上报道,1906年一天有一个四轮洋马车把灯杆撞倒,当时北京刚有电线,马车夫就跟没这么回事一样。最关键的是,警察也没哼也没哈,因为这是洋马车,他不敢管。该报报道了此事,“这个报道既批评了马车夫也批评了警察。当时的报纸相当于现在的四开报纸。版面有的多,有的少。八版的比较多。” 李润波告诉记者,彭翼仲的《京话日报》创办于1904年,这也是北京第一个销量超过万份的报纸。彭翼仲办的三张报纸《启蒙画报》、《京话日报》和《中华报》,都各有特色,“《启蒙画报》是给儿童看的,特别开明和进步;《京话日报》是白话文,给大众老百姓看的;《中华报》是文言的,是给有文化的成人看的,提高人们的觉悟。” 《京话日报》当年还连载了杭辛斋的《猪仔记》,专门揭露华工在英国打工时遭到的非人待遇,是第一家涉及外交的报纸。文章连载后,导致英国大使馆提出抗议,要求清政府封杀报纸,结果彭翼仲表态,报道的内容绝对真实,并愿意承担后果。最后《猪仔记》连载了很长时间。 还有北京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建筑公司、菜市场、保险公司等,这些跟北京市民息息相关的新生事物都在《京话日报》上有报道。报纸上记载,最早在北京做房地产生意的是浙江人,他们在北京收购一些老的民宅,经过重新建造或修补,再拿到市场上出售或出租。“是最早的建筑公司的雏形。” 1937年后,随着抗战的开始,宣南地区的报纸一下子就萧条了,只剩下日本人控制的几家报纸。1946年11月,傅作义曾经办过短暂的《平明日报》。 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共产党于1946年2月22日创刊于宣外方壶斋,发行销售点在南柳巷永兴寺,总共出了37期。 李润波说,在中国报业市场的历史上,北京的宣南和上海的望平街占据着重要的角色。后者因为有了《申报》和《新闻报》等几张大报,在中国的报业市场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有了《新闻报》后,当时上海的报纸占了全国的七成左右,而望平街的报纸就占了五成许。 “就整个中国报纸历史来说,宣南的报纸可以说是排在第一位。但是在近代的中国报业历史上,宣南地区的报业只能排在第二位,望平街排在第一位。” 李润波告诉记者,假如没有抗日战争的爆发,宣南的报业不会没落得这么快,“社会只要稳定,报业就发达。报业的兴衰跟国运是相通的。乱世期间报纸虽多,但消失得也快。” 他认为,跟上海的报业相比,北京地区的报纸普遍趋向于保守,“特别是晚清时期,除了几家报纸外,大部分报纸都以歌功颂德的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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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胡同里办出大报纸 魏染胡同在宣南的众多胡同中并不起眼,它北起南柳巷,南至骡马市大街中段。据民国年间出版的《北平地名志》称,其得名源自明宦官魏忠贤曾在此巷居住,魏被诛后,此巷叫魏阉胡同,今为避恶名,改为魏染胡同。走到胡同中间,路东现出一栋坐东朝西的灰砖两层日式小楼,外表简洁大方,在鳞次栉比的平房群落中格外显眼,这就是京报馆的旧址。京报馆是由这栋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楼和一组坐北朝南的四合院组成。楼房面阔七间,建筑面积876平方米,临街的正立面采用西洋古典式砖壁柱装饰。二层有一圈女儿墙,楼顶还曾竖着一根旗杆。楼的一侧墙壁上原有京报两个凸字,现仅存一京字。大门西向,开于一层的正中,采用塔司干柱式门廊装饰,楼门的上方是镌刻着三个已显斑驳的行楷大字京报馆的门额,落款是振青题,这是京报的创始人邵飘萍的手笔。邵飘萍,原名镜青,后改为振青,浙江东阳人,是我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 穿过大门可直接来到楼后的四合院中,正房、两厢房和倒坐房均为三间五檩,原是京报编辑部的一部分,现在成为一个杂院。京报馆的楼内现住着多户居民,楼道中摆放着杂物,墙壁脱落开裂,原有的木质楼梯和实木地板踏上去咯吱作响。而在报馆时期,内部合理实用,一层是传达室和负责报纸销售及刊登广告的经营所,二层是编辑部和经理室,编辑部里摆着两张黑色的长桌供编辑们工作。当年,报纸编好后,报样就被送到设在报馆对面的平房院内,那里是属于京报馆的昭明印刷局,备有住房、校对室、印刷间、铅字房、铸字炉等20余间房子,报纸在那里完成印刷。出报后,报差将报纸送到北柳巷的报房里,再从报房发给卖报的小贩们。 触景生情,不禁思及京报馆的往事。邵飘萍先生自幼便才华横溢,14岁考上了秀才,16岁又考入浙江高等学堂接受新式教育,专修自然科学。在校期间,他就开始给《申报》撰稿。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他萌发了新闻救国的思想,立志献身新闻事业,依靠报纸舆论,干预政局,改变祖国悲惨的命运。民国元年,他成为《汉民日报》的主笔,开启了自己的记者生涯。1916年春,邵飘萍担任《申报》、《时报》及《时事新报》主笔。邵飘萍强调记者应该具有如下品性: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等。新闻脑要始终紧张活动,一旦提笔行文,则又要状若木鸡,静如处子,倾注整个身心。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以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的面目出现在民众之中,深入实际采访,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读者。他所著的《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新闻理论著作。 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辞去《申报》的职务,与吴鼎、汤修慧、潘公弼等人创办了《京报》。邵飘萍任社长,他提笔写了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挂于编辑室内,以此自勉。这一年,他倡议建立了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被北京大学聘为导师,开创了我国的新闻教育。在五四运动中,邵飘萍在《京报》发表《勖我学生》、《外交失败第一幕》、《速释学生》等多篇时评,揭露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报纸因而被封,他被迫再次流亡海外。 俩创办人英年早逝 1920年,邵飘萍回到北京,《京报》复刊。二七惨案后,《京报》大量刊登支持工人、声援罢工斗争的文章,五卅惨案发生后,邵飘萍下令《京报》停止刊登日、英广告,同时免费刊登爱国广告。1925年10月26日,京报馆由珠巢街迁至魏染胡同新址。 《京报》以真实的报道和犀利的言论,揭露政治的黑暗,为民众呐喊请命。他关注社会和国家的命运;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屡次发表揭露政府腐败的文章。《京报》的进步倾向惹怒了当权军阀,1926年,奉系军阀控制北京后,被列入黑名单的邵飘萍不得不避入六国饭店。当年的4月24日下午6时许,邵飘萍在返回京报馆处理完事务后,准备乘车回六国饭店,当行至魏染胡同南口时,被军阀政府抓捕,京报旋即被查封。尽管社会各界积极营救,但军阀政府必欲置先生于死地,26日凌晨,直奉联军总执法处对邵飘萍草草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审讯后,即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判他死刑。当日5时许,邵飘萍在天桥刑场遇害,他践行了新闻救国的理想,不惜以身相殉。 《京报》的另一位创办者吴鼎,也是位20世纪初的中国优秀报人。吴鼎,字定九,上海嘉定外岗镇人。1913年3月由江苏省行政公署教育司公派赴日本留学,在名古屋工业专门学校学习土木工程。留学期间,吴鼎在东京结识了邵飘萍,志趣相投的二人遂成密友。1918年3月,吴鼎毕业,回国后任职于北京市政公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成了战胜国,他奉命负责改建原位于西总布胡同的庚子国耻建筑克林德碑,完工后将其更名为公理战胜牌坊,矗立于中山公园南门内。这之后,他与邵飘萍合作创办《京报》。 1923年,吴鼎辞去市政公所公职,专职于京报社,并出任总经理。1925年,《京报》馆在宣武门外魏染胡同建成新馆,从实地勘测到画图设计均由吴鼎精心策划实施,镌刻在楼顶上端的京报两个大字,及《京报》报头也是出自他的手笔。1925年10月26日,京报馆由珠巢街迁至魏染胡同新址。吴鼎除负责《京报》的经营管理外还从事采访、写作。曾对冯玉祥进京、孙中山病逝等重大历史事件作过专题采访。办报之余,吴鼎潜心新闻学理论的研究,所著《新闻事业经营法》一书,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该书是我国第一部新闻经营管理方面的专著,专业指导性强,实用价值高,具有开拓性。 1926年4月24日,邵飘萍在《京报》馆附近被奉系军阀逮捕,吴鼎逾墙而逃,幸免于难。邵被害后,《京报》被封,两年后随奉系军阀倒台而得以复刊。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为使《京报》复刊,吴鼎费尽了心力,终因长期过度操劳而积劳成疾,患上肺痨病,于1930年5月病逝,年仅40岁。北京的新闻界同仁为其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南洋中学也送了花圈,对这位杰出新闻人才的英年早逝无不扼腕叹息,誉为京报元勋、京报元功。 国与家的命运相交汇 这之后,《京报》就由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女士主持。这位中国报业的女中豪杰,与邵飘萍具有同样的风骨,1931年9月20日,她不惜以死为价,率先报道了九一八事变。《京报》最终在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前的1937年7月28日出版了最后一期,走完了它19年不凡的风雨历程,但它在中国新闻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行走在楼中,我与以往探究古迹有着不同的感觉,那是一种能融入其中的亲切感,因为这里还承载了我自己的一部分家族史。在这里,国家的大历史和家族的小历史有了交汇点。 与京报馆最早的渊源始自我的太姥爷范得林,他本是昌平人,后迁居西直门外的北下关,成为北京城里一位代写家书的写字先生。后来《京报》创刊时,他不知什么机缘,成为京报馆的庶务。妻子去世后,他就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搬到魏染胡同的京报馆,起先借住于楼下,后来租住在报馆附近的37号院中。 我的姥姥很小就在报馆中生活,在邵飘萍先生被捕的那一天,在院中玩耍的她曾目睹了两个人匆匆逾墙逃离报社,这其中就有总经理吴鼎先生。姥姥经常见到汤修慧女士,对她很是钦佩,给我们讲起时总是不住地说:邵汤修慧特别精明能干,太厉害了。有一次,年仅十几岁的姥姥在院中做饭,正在二楼经理室办公的汤女士闻到了刚出锅的玉米饼的香味,也许是饿了想尝尝,也许是想借机了解一下员工的生活状况,汤女士特意要了两个玉米饼做午餐。1934年,经人介绍,曾在琉璃厂开过刻字铺面的我的姥爷王振亭成为京报馆的一名刻字工人,他的工作是随时补刻字库里没有的生僻字和特异图形,人称刻字王。太姥爷与姥爷作为京报馆的最基层员工,在《京报》终刊后,作为沦陷区的留守人员,一直坚持到1938年10月10日京报馆的终结。出于互相帮扶的原因,太姥爷将姥姥嫁给姥爷,两家合成了一家。1949年,姥爷转入新华社工作。因工作勤奋,受过多种嘉奖,作为劳动模范,还曾参加过天安门的十一国庆观礼。 从太姥爷1918年进入京报馆工作开始,到我这儿,已经是四代报业员工、99年的历史了。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京报馆的短文发到博客上,没想到引起了吴鼎先生的长女、年届九旬的吴大年女士的注意,她通过网络与我联系,告诉我她与儿子钱承军先生正在整理《京报》的史料,准备写一本京报传奇历史的书。京报总经理与普通员工的后人的共同回忆,使京报馆的已将近暗淡了的历史立时又充满了鲜活感。 关键词:京报馆

女作家林海音的小说《城南旧事》,曾于1983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吴贻弓导演改编成同名电影,搬上银幕。影片通过小女孩林英子的纯真眼光,把人们带进了上世纪20年代旧北京的风俗画中,而《城南旧事》正是林海音以自己童年时在南柳巷及其宣南生活为背景创作的。

魏染胡同京报馆2007年旧影。蒋晨明 摄

走进柳巷,方知“城南旧事”其实还有很多。从正在拆迁中的北柳巷向南,跨过琉璃厂西街,即南柳巷的地界。当年发行报纸的“永兴庵”位于胡同中部路西的45号,院门看上去虽有些破败,但院墙上镌刻的“永兴庵”的牌子尚保存完好。这座四合院为两进院落,大门坐西朝东,尽管现在已变成大杂院,仍可以想象出当年其作为京城重要的报纸发行中心时的热闹与喧嚣。

京报馆很好找,从琉璃厂拐进魏染胡同,南行到胡同中部,在东侧可见一座二层小楼。一层门洞有两个大立柱,这座特殊建筑就是京报馆了。

从“永兴庵”继续向南,不过20来米,即是福建晋江会馆旧址。晋江会馆建于清代,坐东朝西,因为已变成民居,原本一进院落被分别开了两个院门,门牌号为40号和42号。上世纪30年代,林海音随母亲在院内北房居住,她那时的名字叫林含英,《城南旧事》小主人公林英子的名字,取了她自己姓名中的两个字。在南柳巷40号门外,便能看见她当年居住的北屋的后山墙,只是“墙皮”大多已经脱落。

京报馆,顾名思义,它是中国历史上最知名的报纸之一《京报》的报馆所在地。《京报》于1918年由邵飘萍创刊,几年后搬迁至此,可见小楼的年龄也已百年。《京报》的宗旨是宣传进步思想,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京报》几经停刊复刊,最终在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前的1937年7月28日出版了最后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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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报馆承载了大量重要历史事件,现在也已老态龙钟了。我曾经多次走进报馆院子内部。以前这里已成了大杂院,通向二楼的台阶还是原来的木梯,被踩出一道道凹槽,里面的居住条件更像是几十年前的筒子楼。历史上的京报馆,一层主要是经营部门,二层主要是编辑部。编辑们在二楼完成内容制作后,就在院子内的印刷车间进行印刷,再送至琉璃厂等地进行分发。

清代地图

据报道,京报馆腾退工作去年已经完成,进行修缮后将成为博物馆等文化场所对公众开放。那时,百年老报馆也将迎来它的新生。

从林海音故居再向南约五六百米,就是魏染胡同了。一代报人邵飘萍和他创办的京报馆在胡同路东的30号。这是一栋灰色的二层小楼,邵飘萍从1920年起直至1926年他被反动军阀杀害,一直居住在这里。由他创办的我国第一个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和《京报》也在这栋楼里办公。邵飘萍殉难时年仅40岁。两年后的1928年,他的夫人汤修惠女士将《京报》复刊,至1936年停刊,又坚持办了整整8年。

京报馆于1984年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灰色二层小楼仍在,楼门的门楣上悬挂着邵飘萍当年亲笔题写的“京报馆”的牌匾。楼道里通向二层邵飘萍办公室的楼梯,依稀还能看出当年刷过的红漆的旧痕。据说,邵飘萍在《京报》创刊时曾借用明代杨椒山“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名句,书写了“铁肩辣手”的四字横幅,挂在二楼的办公室内。楼房外的北山墙上,当年还镶嵌有醒目的“京报馆”三个大字。眼下,只剩下一个大大的“京”字,几十米开外都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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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报馆》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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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有不少以柳树命名的胡同街巷,其中叫柳巷的地方就有多处,比如位于西直门内大街南面的柳巷,位于琉璃厂西街西口的北柳巷和南柳巷……其实,北柳巷和南柳巷在明代也叫柳巷。到了清代,其北段改称北柳巷;南段则更名为十间房。民国时期,北柳巷沿称,十间房改称南柳巷。如今,北柳巷已拆迁,在断墙残垣的胡同里只剩下零零落落的几个院落……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位于琉璃厂西街西口的南柳巷永兴寺,是老北京的报纸发行集散地。这座庙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民国初年庙里已经没有住寺僧人,只有正殿还保留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庙有前后两个院落,后院有几家作坊和住户,前院就是各种报纸的发行场所。其中除各报单独设立的发行点外,大部分属于报纸中间批发性质的“派报社”。民国以后转而专搞报纸的派发投送。

那时,许多报馆为求得发行时效的迅速方便,都把社址开设在永兴寺附近一带。在以永兴寺为中心的半径一公里左右,西至宣外大街,东至南新华街、西琉璃厂以南一带的众多胡同里,就聚集着不下十七八家报社:如《晨报》、《京报》、《实报》、《益世报》、《顺天时报》、《导报》等等。此外,上海的《新闻报》、《申报》、英文《导报》、天津的《大公报》等外埠报刊,也在永兴寺附近设销售点或驻京业务人员。报刊的发行云集,每日凌晨的北柳巷和南柳巷一带,送报卖报人员和卖早点的小贩,熙熙攘攘热闹得像个大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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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国民党机关报——南京《中央日报》在北平建立了分发行所,地点就在永兴寺内原来发行《顺天时报》的山门大殿。上个世纪的20年代末,“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各种报纸的发行量遂每况愈下,基础好的报纸,日发行量五六千份,多数报纸日发行量只有一两千份,有的甚至不到一千份。

一些失意文人为了寻求就业之道,纷纷集资办起了形形色色的小报。“小报”多,成了这个时期的一个特点。这些小报的办报条件无力与有实力基础的报纸抗衡竞争,多以猎奇式的社会新闻、武侠言情小说为特点,争取办成小市民层的消闲读物。各种小报的发行人,也经常为卖报人提示当日报纸内容重点的导销工作。于是大街小巷或新闻发生地的现场附近,就会听到大肆渲染耸人听闻的卖报声。

在那个民族忧患的年代,一遇时局大的动荡,娱乐业必受影响。演艺界的底层艺人、撂地谋生艺人就失去了生活来源,也加入到卖报行列中来挣点活命钱。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在他的自传文章中,就提到在生活困难时期,也曾经来到永兴寺拿报去卖。

“七·七”事变后,在敌伪的新闻统治下,为了装点伪善门面,仅保留了几家依附于日伪的小报。永兴寺里报纸的品种和发行量骤然减少,呈现出门前冷落车马稀,清锅冷灶的景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举国欢腾。战前停刊的报纸、复刊报纸和新创办的报纸如雨后春笋,永兴寺又恢复了生机,渐渐热闹起来。1945年末,解放区的党组织会同北平党的组织也在新生的北平创办了《解放》三日刊。报贩口中呼喊的“八路的解放报”的声音,恰似春雷一震天地动,引起社会各阶层的震动和关注。报纸的派发人就是住在永兴寺里的一位党的地下工作者。1947年国共和谈破裂后,国民党掀起了全面内战,这张诞生不久受人喜爱的报纸遂遭反动政权封闭停刊。

柳巷深处古老的永兴寺,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见证了近代历史的变迁,也见证了各个时代报纸的兴衰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