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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书,林语堂与鲁迅是

时间:2020-05-08 13:59

张爱玲有句豪言:“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可见林语堂的风头当时比她劲。

4月14日,《熟悉的陌生人:世界文学中的林语堂》暨《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新书分享会在京举办。本书作者、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授钱锁桥对话德国汉学家、北京外国语大学特邀教授顾彬。

本文转自:文汇学人

原标题:林语堂的上海岁月:从Nobody到Somebody

张爱玲念书靠近愚园路西头,居所靠近愚园路东头,关于其与愚园路的关系我已有文章专述,但没想到她所叫板的林语堂与愚园路的关系更直接。不仅林语堂上过的圣约翰大学在愚园路附近——穿过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即是,回国之初的林语堂可能还住过愚园路上的宏业花园,就连林语堂当编辑的《天下》月刊的办公地点也在愚园路上。《天下》杂志是民国时期一份高质量的英文学术刊物,林语堂为主要编辑之一。

顾彬表示在自己很小的时候便读过林语堂的着作,对他来说,林语堂是一个既保守又开放的人,对于刚开始学习汉语的自己,林语堂的书非常深刻;即便当时阅读的是从英文转译的德文版本,顾彬依然能感受到文字的优美。而钱锁桥则在较晚的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接触林语堂,这位用英文写作的中国人很快吸引了自己的注意,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林语堂的思想世界远比自己想象的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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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上海研究现在是个显学,已经有很多学者从各个方面对中国现代性中最前卫的“旧上海”进行探讨,仅就我熟悉的师友来看,我在美国伯克利大学的时候,叶文心教授就专门领头从事民国上海研究,东亚研究所出了一系列的书。我还记得当年李欧梵教授的《上海摩登》书稿刚写完,就被从哈佛请来伯克利做了一次演讲,我也去听了。还有我从美国到香港一路好友、现已回到上海复旦的陈建华教授,他做周瘦鹃、通俗文化、电影明星,也都是上海。可能他们都是“上海人”。我可不是。我今天要讲的林语堂,可以算“半个上海人”。

三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林语堂在上海的生活经历主要分两段:1912年至1916年就读于圣约翰大学;1927年回国到1936年8月出国(其间1931年5月至1932年5月旅欧),住在上海长达13年。上海可以说是林语堂人生的重要始发站和转折点,其间他主持参与《论语》《人世间》《宇宙风》的编辑工作,1935年8月创办《天下》月刊并开始《吾国与吾民》的写作,出国后还不断在设于愚园路的西风社出版物上撰文并出版了《生活的艺术》。这些都表明林语堂和愚园路有着不解之缘。

以下部分为顾彬与钱锁桥的对话内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这次有机会来上海,就“林语堂与摩登上海”作三个系列讲座,分别从林语堂在上海时期所担任的职务、所作的演讲以及交友圈三个角度切入,目的在于还原历史,重温摩登上海海派一景,为民国上海研究添砖加瓦。

林语堂在上海有两个阶段:1911年至1916年,林语堂到上海上圣约翰大学;1927年9月至1936年8月,林语堂有8年在上海,因为有1年他去欧洲访问。这里主要是讲三十年代或南京十年时期的林语堂与上海。林语堂可以说是摩登上海海派文人的标志性模板。我们现在可能会觉得张爱玲是海派作家的代表人物,可张爱玲自己说过林语堂是她的模板。张爱玲当然是很出色的作家,但从整个现代中国知识思想文学史来讲,林语堂要丰富得多。林语堂在30年代上海的文学文化实践,其中英双语的跨语性、穿越华洋的跨界性,至今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次有机会就“林语堂与摩登上海”作3个系列讲座,分别从林语堂在上海时期所担任的职务、所作的演讲以及交友圈三个角度切入,让我们还原历史,重温摩登上海海派一景,为民国上海研究添砖加瓦。

又据1936年2月15日的一篇报纸报道,林语堂先生曾安家在愚园路上:“这是一所精致的洋房,右边是小花园,有儿童体育的设施装备。我走进客堂,四壁张望一下,布置得很幽雅,寸把厚的地毯,中西合璧的陈设,真有些富丽的气息。林先生正在‘有不为斋’写‘林语堂启示’,他说每天早晨著述,这是多年的习惯。”另有报道说林语堂一篇写“参观刘海粟画展”的文章,从他出门说起,沿途风光连电杆木、梧桐树也写了一大堆,及至到了大新公司(刘在大新公司画厅展览),文章便突然结束。有一位朋友问林语堂是不是没有写完?他答得妙:“心里想看他的画,但看了路上的景色已经满足,所以也不必再看了。”林氏幽默可见一斑(此文见报道转述但未查到原文,盼有林语堂研究者查考出确凿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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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重点谈谈林语堂在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社交圈。

“版税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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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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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讲林语堂在上海先后担任的职务。在三十年代上海,林语堂曾先后担任中研院英文秘书、东吴大学英语教授、英文《中国评论》周报“小评论”专栏主笔、上海自由普世派俱乐部主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宣传主任、《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主编、英文《天下》编辑、《西风》顾问编辑。改革开放以来,林语堂也是又“红”了一回的,但各种论述基本上都是围绕林语堂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杂志、引领“论语派”中文着述方面;拙着《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出版后,已经有读者指出:终于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怎么回事讲清楚了。所以,这两项我这里就略去了。其他职务都涉及林语堂的英文能力。

愚园路林宅现在的样子

现在物质生活水平发展了,需要重新看看林语堂对现代生活的批判

前排右起:鲁迅、许广平、周建人;后排右起:孙伏园、林语堂、孙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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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先生本人也写过《愚园路中所见之万象》一文(此文写得并不理想,但却反映了林语堂此阶段对自小所受基督教神学的怀疑)。所谓愚园路林宅,其实并不在愚园路上,确切位置是在当时的忆定盘路(现江苏路)43甲(见《林语堂传》等资料),可能因为愚园路作为东西向主路,人们知道得更多些,才把靠近愚园路的林宅说成是在愚园路上。当然,另一种可能是因为林宅靠愚园路太近,从愚园路也可以抵达。更有意思的是,文史爱好者陆琰先生、上海纽约大学的顾蓓蕾老师还从《申报》等报纸广告中找到了林语堂曾当过编辑的《天下》英文月刊编辑部地址,居然就在我自小长大的弄堂门口的公寓里,门牌号码是1283号。一位叫文森特·斯塔雷特的美国记者还曾访问过林语堂的办公室,所记也是这个门牌号。这从钱锁桥先生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和其他林语堂传中也得到印证。我们小时候都随俗叫它“天堂间”公寓,住户都是邻舍隔壁,从小在一起玩耍,至今我的童年小伙伴还住在里面。公寓顶层就是我回忆童年文章中写到的那个晒台,我们在晒台上放风筝,摘梧桐树上的毛栗子。不知当年的林语堂是否在编辑之余,也叼着他的雪茄烟斗登上过此晒台,在梧桐树隙中眺望下面的街景,触发写作灵感。更可贵的是,陆琰先生还从1928年5月2日《申报》上的一则“东方联合商务汇报征稿启事”中找到“上海宏业花园九十四号林语堂转”的字样,据此推测林语堂先生回国之初可能住过愚园路的宏业花园。

钱锁桥:我从小就没听说过林语堂,市面上也没有林语堂的作品。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书店才出现林语堂的作品。当时我记得,逛书店时,随手拿了一本叫《中国人》的书,实际是《吾国与吾民》的一个译本。拿回去一读,就是翻译的腔调,但书一直在讲中国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林语堂他不是中国人吗?他的书为什么还要别人来翻译,后来发现他是用英语写作的。我后来去美国读博士,在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图书馆,发现林语堂作品有一大堆,有的是放在中国研究里,有的是放在美国研究里,这些是英文的。20世纪90年代有一段时间,林语堂的书很热,他的书都翻译出来了,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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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在上海的最主要一个朋友圈是一些留英美、会说英语的华人精英,其中有两个人都是法学专家:吴经熊和温源宁,他们二位以及林语堂和全增嘏1935年一起创办英文《天下》月刊。林语堂和温源宁是北大英文系的同事,到上海后又去吴经熊主持的东吴大学法学院教英语一年。这个经历最重要的成果是林语堂编写了一系列开明英语教材,非常成功,让林语堂得了个往往带贬义的“版税大王”之称。另外,这还涉及一起抄袭官司。开明书店出了林氏英语教材以后,世界书局觉得大有市场,马上请一个大学刚毕业的新手马上也编了本《标准英语读本》,却明显有抄袭林氏教材。两家出版社打起官司,并在上海报纸上做广告申辩,最后由国民政府教育部裁定实属抄袭,开明和林语堂赢了官司。

《吾国与吾民》在国际上一炮打响后,美国记者文森特·斯塔雷特来到林语堂在上海愚园路的编辑办公室作了一次访谈,期间讨论到该书中文版事宜:

钱锁桥:林语堂讲女性的内容要放在女性在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性中看。女性的解放变成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议题,五四很多知识分子都写过女性解放,还有很多的女性作家。当然,林语堂也写过很多。他一直赞同女性解放,赞同女性应该受教育。

从右至左:鲁迅、林语堂、伊罗生、蔡元培、宋庆龄、萧伯纳、史沫特莱,上海,1933年

我就此说两点。林语堂上圣约翰大学时英文已经读通,还用英文写小说。在北大他的职务是英文系教授,虽然他的研究兴趣在中文语言学。凭个人学英语的经验以及语言学家的敏锐,林语堂早就看到英语教学的不足,而且还专门写过文章。现在他凭自己的经验和专长,写了一本生动活泼、书中还带有丰子恺插图的教科书,大受学生欢迎,教了一代人学好英语,这是一件大公大德的事情。我90年代回国,在南师大有位老先生告诉我,啊,林语堂,我就是学他的开明英语长大的。我当时想,好吧,这就是区别啊,我是靠许国璋英语起家的,那么枯燥乏味,可就是硬啃下来的。再想想现在,都是“新东方英语”、“疯狂英语”的天下,学英语都学疯了,有多少人能在大学时用英文写小说?讲到林语堂编英语教材,就说人家“版税大王”,也不知是何种病态心理作怪。更病态的是,有论者讲到那场抄袭官司,文笔间的意思是说林语堂很精明甚至狡诈,欺负刚毕业的大学生没经世面。让人感觉好像中国文化向来不讲知识产权,抄袭者反而受偏袒,用法律维护权益是精明、欺负人。前一阵还有一种说法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抄袭不算抄,因为当时学术还没有规范。这个案例可以告诉我们:三十年代抄袭就不允许,而且当时南京政府刚成立不久,教育部对抄袭就是“零容忍”,为出版商和作者维护了应有的权益。

我问道:“你会自己翻译吗?还是请别人翻译?”

顾彬:林语堂对20岁的我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我是24岁才开始学习古代汉语。那个时候大概是20世纪60年代末,在德语国家,他的书大概都是从英文翻成德文的。有市场,卖得很好。钱教授刚刚说到的《吾国与吾民》,首先这本书英文太美,另外虽然内容非常保守,寓意却非常深。到现在我最喜欢他那本《生活的艺术》。另外,林语堂的英文很美,比如《苏东坡传》,现当代很少有作家能像他那样用英文写作。我的问题是,他的好英文功底从哪里来?

林语堂可以说是摩登上海海派文人的标志性模板。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林语堂有三个交友圈:文人朋友,有左翼的,也有其他的,包括鲁迅、郁达夫及论语派文人等,他们一般不说英语;第二是有圣约翰背景或有留英美背景的学人,他们主要围绕着英文《中国评论》周报、《天下》月刊和《西风》杂志活动,能说英语,一般都有专业职业,不能算是“文人”;第三是说英语的洋人朋友,包括史沫特莱、赛珍珠及其他国际友人。

写作生涯的开端

林语堂很不自在。

钱锁桥:他的英文来自圣约翰大学的教育,这是美国圣公会基督教会的一间大学,在民国时期非常重要,它培养出很多的外交家。虽然这所大学主要培养在大生意场上和洋人打交道的人,但是也培养出很多文化名人。林语堂是其中主要的佼佼者。我看过1916年《圣约翰人》那份年鉴,林语堂被评为最优秀的学生,而且他有很多的头衔,比如他是圣约翰一个中英文学生刊物《回音》的英文编辑。他大学毕业后,去了清华大学。当时还不叫清华大学,是一个留美的预备学校,教预备的留学生英语。他做了三年英语老师,后来自己又到哈佛,到法国,到德国去,所以他的德语、法语也都很厉害。

在现代文学研究中,鲁迅仍然是一个标杆,对一位作家的评判如何,鲁迅的意见还是重要的参考,虽然可能已经不像以前那么严苛。以至于讲到林语堂在30年代上海的活动,主要就是看鲁迅在日记、书信里面是怎么讲的。讲到林语堂在30年代上海的社交,好像只有和鲁迅的关系。这是很片面的。鲁迅只是林语堂社交圈的一部分,而且,只是一小部分而已。鲁迅和林语堂的交往应该起始于北京《语丝》时期,语丝派成员当时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隔周聚会。鲁迅和林语堂在气质上有相通之处,鲁迅要“斗”,林语堂也是要“争”的。但他们的交往更多的是“异性相吸”。鲁迅比林语堂大14岁,虽然留学日本,但他的家庭背景、知识结构是非常中式的,所谓绍兴师爷的后裔,但鲁迅主观上非常昂奋地要求“进步”,苦口婆心地规劝人们能变成“真的人”。林语堂在出国留学前就是挺洋派的。1919年林语堂夫妇和一批清华赴美留学生一起在上海登上海轮,当时这对新婚夫妇就与众不同:他们手挽手进进出出,能熟练地使用刀叉,西装笔挺,非常洋派。但林语堂和留英美派学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尽管是西式学人的典型代表,林语堂从圣约翰大学时代开始便一直关注、钻研中国文化。不太修边幅的鲁迅和西装笔挺的林语堂,两人应该是各自在对方那儿看到了自己的“他者”,从而相投。林语堂和周作人也是一样,从脾性(要费厄泼赖还是痛打落水狗)以及中国文化取舍方面,林语堂都更接近周作人,但在民族抗战方面又绝然相反。在林语堂看来,周氏兄弟一个冷,一个热。林语堂和周氏兄弟交往,就是要学点他们身上的“中国味”。林语堂在1928年写的英文“鲁迅”一文中,就特别欣赏鲁迅:大革命生死关头,有学校邀请他去演讲,拒绝不行,要去讲又不能得罪任何一边,于是便讲了魏晋隐士的飘逸,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别人又听不懂,皆大欢喜。林语堂可能永远都学不来绍兴师爷的世故,郁达夫在回忆录中便嘲笑林语堂傻乎乎的“英美式绅士”味。但也不要忘记,林语堂是有自己主见的。以前讲到鲁迅和林语堂在南云楼饭局闹翻,日记中用了相当刻薄的词,说林语堂“鄙相悉现”,研究者则极力证明说其实这是一场误会。我却认为没什么误会的。以鲁迅阅人的资历,他肯定意识到林语堂的行为与语气之间对他有看法,而且已经意识到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没什么回旋余地,所以下笔是绝交的语气。我们现在知道,林语堂对当时的鲁迅非常不以为然,刚刚还在和太阳社创造社文人打笔仗,现在却要“投到敌营那边去了”。这是知识分子的姿态问题,林语堂也是不可能妥协的。不过,林语堂可能认为也不至于一定要绝交。

林语堂的写作生涯,真正的起步是1930年7月开始为《中国评论》周报开辟“小评论”专栏。最近,凤媛写了“林语堂圣约翰时期的语言文学观考”一文,发现林语堂在圣约翰学生刊物《约翰声》共发表过16篇中英文作品,这让我们耳目一新,让我们重新审视圣约翰在林语堂成长过程中的份量。但林语堂的上海圣约翰时期、北京清华时期、欧美留学时期以及回到北京的二十年代,都可以看成林语堂的成长期,三十年代的上海才是林语堂创作生涯真正的开始。“一切都从‘小评论’开始”。首先,林氏后来创办中文杂志《论语》《人间世》《宇宙风》,在文坛掀起一股“小品文”“幽默”风,其源头在“小评论”。林语堂有五十来篇双语作品,绝大部分先有英文,然后在其中文刊物“译”成中文发表。再者,林语堂从上海来到美国走向世界文坛,其源头也在“小评论”,可以说是把“小评论”做成“大评论”,写成一本本畅销书。

“我想我不会让其他人做,”林语堂坦诚说道,身子在椅子上扭动,“好多人告诫我,为了中国,我有责任自己再做一遍,写成中文。”

顾彬:我曾去过林语堂在台北的故居,美得不像话。也曾在台北专门研究过林语堂在台北的往事,我看过他的档案。在那里,我发现真的有他用德文和他人交往的信件。

林语堂在30年代的上海虽未被左翼意识形态所吸引,但和左翼文人也是打交道的,林系《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杂志也有登左翼文人的文章。还有饭局和社交活动经常也有左翼文人在场。又比如,林语堂于1930年11月10日在大夏大学的演讲“学风与教育”中,尽管批评当时学风浮夸、出不了有分量的作品,但还是认为茅盾的作品算是革命文学的佳作。华尔希到访上海,要林语堂引介中国作家为他办的《亚洲》杂志撰稿,林语堂起先的邀请名单有鲁迅、郁达夫和茅盾,但后来考虑到他们不讲英语,没有邀请。林语堂和郁达夫的关系一直不错,两人住得很近,经常有来往。林语堂说郁达夫“你这个人真坏!”,当然是玩笑话,还带着孩童味。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的生活方式也真是不同。郁达夫当时在上海把自己和王映霞的恋爱以日记形式公之于世,好不热闹。而林语堂家有贤妻爱女,没有桃色新闻。尽管如此,林语堂是很看重郁达夫的文笔的,曾希望郁达夫能把自己的《京华烟云》译成中文。对此,很多人不以为然——林语堂你算老几,要郁达夫来“译”你的小说?其实,要是能成,倒是一段佳话。林语堂请郁达夫翻译,主要是自己完全没时间去做,抗战时期有没有在经济上资助郁达夫的意思,不太清楚。要是他们协商过,郁达夫完全同意,有什么不可呢?关键是我们太看不起“翻译”,好像翻译要比创造低一等。林语堂在上海、在美国时期很多“创作”都是“翻译”,把中国文化译介给西方读者。林语堂请郁达夫翻译《京华烟云》,绝对不是要他逐字翻译,而是有相当大的再创作空间。

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评论》周报是怎么回事。创办者之一陈石孚晚年有一篇回忆文章写道,这份周报的起因是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国民革命军北伐打到济南,日本人声称动了日本人的奶酪,对城内中国军人和平民乱杀,并且把国民政府派去谈判的特使蔡公时及其随从17人也杀了。以后一年时间日军一直占领济南,栽赃、贼喊捉贼,还要国民政府道歉。《中国评论》周报为因应时局而创办,为了“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这是一份“半官方性”刊物,背后资助的应该是“中山文化教育馆”,这是由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搞的,而孙科在国民政府也相当活跃。这和《天下》是一样的背景。

“你是说要重写一遍?”

钱锁桥:我到台北的林语堂故居去过很多次,帮他们整理林语堂的资料。再后来龙应台请我去,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每天跑到故居去,把资料整理分类。从某些方面看,林语堂故居是他美学的具体的呈现,是他自己设计的,应该也是自己选的位置,半山腰,中式庭院,希腊式的珠帘。他自己也描述过布局的景致:“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见天,天中有月,不亦快哉!”这是他生活的艺术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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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评论》周报的出现在现代中国知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它标志着新一代留洋知识群走上舞台,用英语向世界发言。当时在中国有许多英文媒体报纸,日本在中国都有英文报纸。《中国评论》周报是第一份中国人自己办的英文报纸。创办者包括陈钦仁,美国着名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朱少屏,时任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秘书长,桂中枢一位记者和律师,以及刘大钧,是一位经济学家。编委会成员前后稍有变动,包括陈华寅 ,李干,彭望荃 ,马寅初,张欣海 ,陈炳章,金子刚,赵敏恒 ,全增嘏 ,潘光旦 ,林幽以及林语堂。这其中和林语堂关系较紧密的是全增嘏、潘光旦、林幽,他们后来都是论语社的主干成员。全增嘏是位受西式训练的逻辑学家,林语堂去欧洲期间代替他写“小评论”专栏,回来后继续和林语堂轮流隔周负责该专栏,潘光旦就更又名了,着名的优生学家,在《中国评论》负责书评栏目,而林幽是林语堂的弟弟,也是圣约翰毕业,负责《中国评论》“海外华人”专栏。

“也不是,可是最终好像还真差不多是这么回事。表达的方式不同,是吧?得用中文、中国人习惯的方式,是不是?这本书是用英文写的,写的时候只考虑到英文读者。要用中文为中国人写,那有的部分要展开,有的部分要修改。这事很麻烦,真的很麻烦!但这书确实也是为中国的。也许我应该用我的母语再搞一遍,你说呢?”

顾彬:林语堂的英文很美,张爱玲的英文非常好,胡适的英文也不错,卞之琳的英文也很棒。如果比较的话,林语堂大概是第一?为什么他的英语和张爱玲、胡适、卞之琳的比起来会更好?

林语堂请二女儿林太乙用明快打字机打一封信,纽约,1947年

《中国评论》周报不是一份文学刊物,而是一份综合性的文化、经济、社会、时政周报。要说其成员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留洋背景及其英文娴熟能力。他们是新一代留英美派的精英代表,而留英美派在国内的两个重镇便是圣约翰大学和清华大学。林语堂不仅是圣约翰高材生,毕业后便担任清华英语教员,等于是很多留洋学生的老师。林语堂不是《中国评论》的创刊成员,但一开始便给周报撰稿,两年后开始创设“小评论”专栏。无论从任何方面讲,林语堂三十年代到上海,成为“《中国评论》周报绅士圈”的主干成员,借此平台纵横比翼、“评宇宙文章”,这就像回家一样,如鱼得水,再自然不过。

“可要是有人要求我把中文版再译成英文,那怎么办?天哪!”

钱锁桥:民国时期,一大批人是能娴熟地应用英语的。不光是作家,政府里面各行各业的精英力量,如果都是留英美的话,他们的英语都非常漂亮,甚至日常生活中经常是用英文沟通。最典型的比如宋美龄。所以我觉得从英文好不好的角度来讲,林语堂没有什么特色,因为当时英文好的人很多。我们要从历史的原面目看,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最主要的朋友圈,比如说那些英文杂志《中国评论周报》,还有《天下》月刊的编辑,他们的英文都很棒,他们都是留英美的一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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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从未把《吾国与吾民》译成中文。次年他便移居美国,基本上都用英文写作,根本没时间。因此,该书在中国的影响和讨论只限于能说英语的知识群。

拿《天下》杂志来说,林语堂虽然是编辑之一,但他没有太多参与,主要经办的是另外三位:温源宁,他当时是北大英文系的教授;还有吴经熊、全增嘏。《天下》是民国时期最好的一本学术刊物,而且是英文版的,比较学术、比较高层次。杂志上的很多作家都是能用英文写作的,比如钱锺书曾经也在《天下》发表过文章。

林语堂一家在纽约,1942年

1928-1936年林语堂在《中国评论》周报发表的文章数量很多,除了有一部双语作品中文读者有所了解,还有大量英文文章很少有人重视。在拙着《林语堂传》中我着重介绍了几篇,远非全部。“小评论”专栏一开辟,马上就成为周报一个亮点,每期周报一出,大家争相传阅,先看“小评论”今天又写什么,其中一个热衷的读者便是赛珍珠。这里得讲一下“大家争相传阅”这个“大家”是谁。这份中国人自己办的英文周报,读者群应该有两类:一是能读英语的华人,二是在上海居住的能读英语的洋人。所谓三十年代上海是个“国际大都市”,有这种读者群存在是其标志性指标,也就是说它是多语种、华洋杂居的。这和49年以后的上海相当不同。林语堂的“小评论”能够受到这群人的追捧,关键在于林氏行文的风格,按林语堂自己的话说,就是要解下领带,围在火炉边,最好再点上一支烟,把读者当成亲朋好友,和他们“倾谈”,小到苍蝇大到宇宙,无所不谈。相对于周报其它栏目,“小评论”也是最轻松、最能吸引人的。

据《林语堂传》介绍,1932年9月林语堂写了一篇小品,说要搬家了。他不得不搬家,因为隔壁邻居买了个无线电收音机,每天强迫林语堂一家听他最爱的音乐,比如珍妮特·麦克堂纳的《大军进行曲》,或者“苏州小调”,随便什么时候想听就打开收音机,没完没了地听。“在这种情况下”,林语堂写道:“一个英国人会走到邻居面前直接对他说:‘你必须立刻停止,否则我给警署写信。’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则会准备适应新环境,做安神功夫,只当邻居不存在。”而林语堂说自己是个“受过西洋教育的中国人”,只能在自家门口竖起“出租”牌子,搬到公寓去。他临时搬去的公寓不知是不是《天下》月刊所在的那一幢。1933年8月,林语堂才又搬回了自己的独立屋,即忆定盘路的住宅。

钱锁桥:1936年林语堂去美国以后,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纽约,但是有相当一部分时间,他其实是在欧洲,主要是在法国的戛纳。他经常游访欧洲。他更认同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从生活的艺术和批判现代生活的效率,所谓的效率化、机械化、物质主义,美国当然是领先的。这种情况下,林语堂就很厉害。他在发达的物质条件中,要求我们思考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中国现在物质生活水平也发展了,有的时候我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需要重新看看林语堂对现代生活的这些批判。

林语堂办《论语》等文学刊物的左膀右臂是陶亢德和徐訏,陶亢德是位很好的编辑,徐訏后来也成为杰出的作家,两人都要比林语堂晚半辈,都因协助林语堂办文学刊物获得发展。另一位林语堂青睐的年轻作家是谢冰莹,林语堂认为她是激进青年的象征,曾亲自翻译她的《战时日记》,并持续关注她的发展。林系文学刊物为许多现代作家的发展提供了平台,比如老舍。林语堂很喜欢老舍的小说,欣赏他地道的京片子文风。抗战时在重庆北碚买的一栋房子,后来老舍一直住在那里,现在成了“老舍故居”。老舍到美国也经常到林家做客。60年代老舍自沉的消息传出,林语堂的心情应该是很沉重的。他晚年对30年代的文坛友人有很多回忆及深刻的反省。

《中国评论》周报圈的绅士群和上海左翼文人群相当不同,无论从教育背景、专业职业、社会地位、意识形态各方面来讲都不同。他们是留英美派精英,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他们是政府机构、各行各业的主干栋梁,周报的创办就是要“为中国发声”。他们的政治立场基本都是自由民族主义的,虽然不要求继续革命推翻国民政府,但也并不一定站在政府立场,而是有自己的“批评”立场。周报除了“小评论”专栏外,还有社评、专题文章、艺术、事实数据、每周要闻、中文报刊摘录、外文报刊摘录、书评、海外华人、公共论坛等。其中“海外华人”栏目由林语堂的弟弟林幽负责。

这些史料便是林语堂与愚园路的情缘。后来因为出国,林语堂卖掉了愚园路上(实际上是忆定盘路)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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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年代的上海,就林语堂的交友圈来看,其核心社交圈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文学圈里的人,而是围绕在英文《中国评论》周报、《天下》月刊和《西风》杂志周围的、有圣约翰或留英美背景的专业人士。林语堂在上海期间一直都是中英双语创作,如果我们只看中文,当然只会注意到用中文创作的文人圈。但如果我们看一下林语堂上海时期的英文创作,就会发现,一点也不比中文少,大多数中英双语作品都是先有英文后有中文。在现代文学领域,英美派文人我们一般都会想到新月派,可林语堂偏偏不属于新月派。

林幽没有林语堂出名,但也是圣约翰毕业,英文非常好,晚年移居菲律宾。众所周知,中国的国民革命海外华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主角。但海外华人却是跨国的存在。栏目对海外华人并没有采取狭隘民族主义的态度,认定他们都是“中国人”、一切以此为归,而是尽量理解海外华人的处境,提出积极而务实的意见。比如林幽曾撰文揭露华人在新加坡英殖民政策治下所受到的种种歧视,包括教育、工作机会、商业活动、法律制度等等。但在泰国,华人状态有所不同,由于和中国关系改善,华人只要申请入籍就可获平权机会。林幽评到:“我们当然都想看到海外华人都是中国公民,但也必须为华人设身处地着想,关注他们的切身利益。”潘光旦也十分关注海外华人问题,他是位“优生学家”,他主持的“书评”栏目当然经常有这方面的介绍。我们现在很容易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后殖民批评的角度来指出“优生学”的达尔文进化论史观多么落伍。但我们也不要忘记,优生学在中国现代、在潘光旦那里是一种批评工具,对中国文化进行自我批评,而对其他“种族”其他文化则持一种开放态度,以期中国文化可以得到“优化”、中华民族可以得到再生。在此意义上,自由民族主义的立场和自由普世主义的立场是相通的,两个贯通的层面而已。《中国评论》周报所倡议的“自由普世派俱乐部”正说明了这一点。

张爱玲豪言“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估计是因为她也嗜好英语,而住在她家附近的同是教会学校出身的林语堂成名在先,给她树了个榜样。林语堂的《开明英文读本》畅销一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就是通过林语堂的这本书开始学习英语的,它也给林语堂带来不少经济收入,让他在上海文化界博得“版税大王”的称号。

林语堂VS鲁迅:他们是“异性相吸”的关系

胡适比林语堂大四岁,留学归来成为学界新派领袖,很早就赏识林语堂的才华,林语堂留学时经济上拮据,胡适还私掏腰包给予接济。在上海时期,他们的私交也很不错,林语堂请胡适一起看戏,胡适请林语堂到自己家里欣赏老家安徽特产,林语堂在家里宴请胡适也是常有的事。陈子善教授告诉我们,胡适等新月派搞平社,林语堂也是后期主要参与者。尽管如此,两人在脾性及许多看法上都不尽相同。林语堂有诗人气质,受欧陆柏格森、海涅影响。林语堂与胡适很大的不同是,林语堂坚定地认为,中华民族没有退路,只有通过殊死一战以求重生。华尔希到访上海,林语堂约朋友接风,说胡适也在上海,但他不想邀请,除非华尔希想要请。这很能说明两人之间的关系,林语堂应该是觉得胡适来了谈不来,他曾在家里宴请赛珍珠和胡适,就谈不来。林语堂和其他新月派文人就更谈不来了。徐志摩陪同泰戈尔到访,林语堂也没兴趣。现在我们谈到现代散文家,往往把梁实秋和林语堂并提。梁实秋到哈佛完全拜倒在白壁德门下,回国后一反以前的文风,讲文学纪律之类。这个林语堂早就经历过了,在哈佛和吴宓坐同一条板凳上课,对梁实秋大肆宣扬白壁德学说肯定看不上。

“自由普世派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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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林语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fair play”,但鲁迅反对这个说法。鲁迅还是不太了解二十世纪。我们说二十世纪需要同情和幽默感,但鲁迅没有幽默感,林语堂却有。他的幽默感还非常深刻,不是那种让你现在笑,让你明天忘。

我在另一篇演讲中提到《中国评论》周报的编委成员。《中国评论》周报的出现在现代中国知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它标志着新一代中国知识群体走上舞台,用英语向世界发言。创办者都是在某专业学有所长的人士,比如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的陈钦仁、律师桂中枢、经济学家刘大钧等。只有林语堂是比较文学、语言学出身。其中和林语堂关系较紧密的是全增嘏、潘光旦、林幽,他们后来都是论语社的主干成员。也就是说,他们不光有自己的专业,还是“文化人”,对中西文化有一种关怀。林语堂给华尔希接风开出的名单也很能说明问题:邵洵美、潘光旦、全增嘏、李济、丁西林、徐新六。其中李济是考古学家,丁西林是物理学家,林语堂介绍徐新六时加了一个括弧:银行家,睡觉前读法郎士(Anatole France)的法文作品]。

这里要着重讲一下林语堂职务中鲜为人知的“自由普世派俱乐部主席”一职。1930年9月13日,《中国评论》周报登了一份“在上海成立自由普世派俱乐部的倡议”,说道,虽然上海是个华洋杂居的大都市,但其实华洋两个人群很少沟通,住得也是泾渭分明的。这种状况很不健康,应该有一批人愿意跨越自己的民族、文化、语言、习俗等界限,走到一起,互相沟通,互相理解,因而倡议成立这样一个俱乐部,为跨族、跨界的思想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这个俱乐部于1930年12月18日在家俱乐部 (Chinese Bankers’ Club)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告俱乐部成立,林语堂主持会议,并被选为俱乐部主席,另外Mrs. Lung-ch和E. T. Nash被选为副主席,Jeanne B. Perkins小姐为秘书,Rudolph Herz为财务长。俱乐部第二次会议于1931年2月4日,仍然借位于香港道的银行家俱乐部举行,形式是晚宴聚会,晚宴后由E. T. Nash副主席主持,引介当晚主讲嘉宾:吴经熊,他讲的是中西文化对法律观的不同认识,讲完后,与会者还积极参加讨论,显然很受欢迎。俱乐部应该是有约定,聚会每月一次,以晚餐形式。俱乐部3月的聚会于3月4日举行,这次换地方了,在静安寺路577号美国妇女俱乐部会所。而且我们知道这次有多少人参加:40几位俱乐部会员参加了聚会,先是社交活动,再享用自助餐,然后俱乐部副主席引出当晚主讲嘉宾:本会主席林语堂,他讲的题目是“什么是自由主义”。

林语堂是《天下》月刊主要编辑之一

钱锁桥:我在书中的第一章也说过,林语堂、胡适、鲁迅代表中国现代知识思想的三个坐标。但是我也说过,你们看到最后一章以后,也许会认同我的观点,林语堂更适合21世纪,适合我们当代的生活。比如林语堂最大的嗜好是钓鱼,他早就会自驾游,他喜欢吃、看夜景,讲美食,讲中国文化的烹饪艺术。他喜欢现代科技文明的一些小玩意,比如他自己发明了一个打字机,就等于在当时发明一个电脑的概念。《远景》中,他幻想在2004年,世界上每个人都会有一部口袋电话,在世界各处都可以通话。林语堂可能是中国华人当中第一个预测我们未来的生活是到处有手机的。

全增嘏是位受西式训练的哲学家,清华毕业后,于1923年赴美留学,在斯坦福、哈佛学哲学,回国后历任中国公学、大同、大厦、光华、暨南大学教授,1949年以后到复旦外语系、后又转到哲学系,一直到1984年病逝。潘光旦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也是清华毕业,1922年赴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学生物学,后来转向优生学,归国后任光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后转到清华社会学系,没能躲过后来的运动。这两位不光学有所长,也有文学天赋。林语堂去欧洲期间,全增嘏代替他写“小评论”专栏,林语堂回来后,他继续和林语堂轮流隔周负责该专栏。潘光旦在《中国评论》周报负责书评栏目,涉及的知识面很广,在《论语》等杂志也经常发表文章。

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1931年3月12日的“小评论”专栏,但没有注明这是一篇演讲稿。也有可能演讲稿是草稿,发表时有所修改,说不定还考虑了与会者讨论时发表的意见。总之,这是林语堂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特别是探索林语堂的思想及知识姿态问题。林语堂说,自由主义就是一种思维态度,它和保守主义对立,两者共同构成人类的精神历史。人类进步、历史上的改革都是靠的自由主义,但保守主义势力向来都要强大得多,因为保守主义是自然的、出乎人类本性。比如,林氏幽默调侃道,我们每个人在吃的方面都是极端保守主义者。美国人吃青口,英国人吃蛤蜊。他还说曾经有人劝他喝蛇汤,美味极了,但他说在这方面和你一样死顽固,不会碰的。既然自由主义是一种思维取向、知识姿态,对它所赞同或反对的内容本身往往不是太重要。比如,罗素是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到北京来访问后对中国文化有褒奖之词。这和胡适一样,虽然胡适作为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现在极力要批评中国文化,但假如胡适变身英国人、到中国来访,也一定会对中国文化有所褒奖。也就是说,自由主义的本质就是要能够克服人类的动物本能、超越文化积淀所产生的习惯性自我保护意识,在看似奇怪的“他者”中找到合理因素,敢于超越自我,理性认识差异。这不是一下能做到的,唯一的方式是通过教育。然而,林语堂又指出,这个问题非常迫切,必须解决,因为我们正迎来一个全球化时代。现代科学文明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全球化时代,林语堂说,现在的cosmopolitanism 还只是富人参与,但马上就会普及到穷人,不管穷富都会卷入一个全球化时代,然而我们精神上的准备会远远落后于物质上的推进。所以自由主义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人类精神上的健康乃至和平。林语堂1931年的演讲到今天2019年,你说过时了吗?

将林语堂与张爱玲相提并论,其实是小看了林语堂。林语堂是实实在在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并产生影响的第一人,凭借他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他所介绍的中国文化是真正走出去了,其影响恐怕至今没有第二人能超过。若想研究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可以从研究林语堂开始。而有学者将鲁迅、胡适和林语堂作为中国现代思想的三个坐标,是凭借扎实的学术思考得出的结论,对于当下中国如何步入现代性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林语堂和鲁迅、胡适都不一样,他非常侧重讲中国文化怎样实现现代化。他一辈子追求的是如何能产生一个新的中国、新的文化,而且文化当中能够再造一个新的文明,这个文明是世界文明,不光是中国的文化。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里,对中国和现代的病有很多的批判。现代的病各种各样,从理论上讲就是物质主义所主导的文化。林语堂梳理了晚明以后的小品文,袁中郎、金圣叹这些人,而他主要的模板是苏东坡。

全增嘏还和林语堂、吴经熊、温源宁一起办了英文《天下》月刊,这份杂志主要由吴经熊、温源宁操办,全增嘏和林语堂担任编委。吴经熊和温源宁也是林语堂社交圈的重要人物。温源宁和林语堂本就是北大英文系的同事,林语堂曾在东吴大学教英语,当时在上海的东吴大学法学院由吴经熊主持。温源宁和吴经熊都是民国时期最具洋绅士气质的学人,英语流利,言谈举止也别具一格。温源宁曾在《中国评论》周报撰写系列小品“不够知己”,对民国名人评头论足,林语堂把其中一些译出刊登在中文的《人间世》杂志,让知识界热闹了一番。这些英文小品写得精彩,主要是温源宁真正懂得英国式幽默,严谨中带着轻松游戏。温源宁和钱锺书曾亦师亦友,现在我们可能只知道钱锺书而不知道温源宁了。吴经熊是位出色的法学家,他曾和时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保持亲密通讯联系,发表他们的来往通信。吴经熊和林语堂关系一直都很好,抗战时吴经熊一大家子人,经济上很困难,写信给林语堂求助。林语堂和华尔希也曾试图协助,最终也无能为力。华尔希曾对林语堂表示,吴经熊写的东西太西化了,没有中国元素,没有一点市场,你可千万不能向他学。

俱乐部的下一场活动于1931年4月1日举行,场地回到银行家俱乐部会所。这次演讲嘉宾请的是日本领事馆的K. S. Inui博士,讲的是日本在现代所取得的进步。他认为,就物质层面来讲,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肯定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在精神层面来讲就不好说了;无论怎样,日本一直都是一个自由主义开放的民族,乐意并虚心学习外来文化,而且循序渐进,不会盲目激进。俱乐部5月的聚会换了一种形式,晚宴改成午饭,演讲换成春游。会员5月2日到南京路Sun Sun 酒店午餐聚会, 2点种一起去江湾逸园赏花踏春。俱乐部最后一次聚会于6月10日在银行家俱乐部会所举行,由基督教青年会E. R. Hughes做演讲,主题是“古代中国艺术中的道德”(Morality As an Art in Ancient China)。这次会议还安排了人事变动。因为林语堂准备到欧洲访问,会员一支选出吴经熊担任俱乐部主席一职,另外俱乐部秘书Jeanne B. Perkins也要离开上海,也另选了一位秘书。俱乐部荣誉财务总监朱少屏还宣布了俱乐部财务状况,收支平衡良好,有204元盈余。俱乐部宣称夏天后9月重新开始聚会活动,但似乎后来就没有再聚会。我估计有两个原因可以考虑,第一,九一八事变后政治风气为之一变,像这种跨族、跨界的思想交流平台很难维持下去;第二,像这种自发的国际公民社会组织,有一个能干的秘书很重要。Jeanne B. Perkins小姐离开上海时很多人来为她践行,她在上海相当活跃,不仅参加多个俱乐部的活动,比如美国俱乐部,午餐俱乐部,而且担任好几个俱乐部的秘书,包括自由普世派俱乐部以及国际基督教女青年会秘书。

张爱玲住过的常德公寓引来慕名者纷纷,楼下的咖啡馆也因此情调倍增,而我们弄堂口的那幢公寓却一直寂寂无闻。我建议现在开的那家买手店可改名为“天下”,兼营咖啡,凭借林语堂“幽默闲适”的“抒情哲学”,不愁文艺青年不来。

顾彬:我们刚刚谈到鲁迅。鲁迅和林语堂原来是好朋友,最后他们的关系变成怎样了?

另一个很少有人关注的是林语堂和《西风》杂志的关系。它是由黄嘉德、黄嘉音兄弟创办,林语堂为“顾问编辑”。黄嘉德、黄嘉音虽然属于晚辈,但和林语堂都是圣约翰校友,可以说是真正的林系门徒。其实《西风》第一期于1936年9月1日出版,而林语堂8月11日离开上海去美国,但《西风》却是完全依照林语堂的理念创办,可以说是百分百的林系刊物。《西风》是一份翻译刊物,专门翻译刊登西洋杂志文章,因为林语堂认为中国文人需要学习西人怎样写文章。《西风》月刊以“译述西洋杂志精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为宗旨,创刊后便大受欢迎,而且抗战中一直没有停刊,一直到1949年,非常不容易。

林语堂从欧洲回国所担任的职务主要就是参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以及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系列文学刊物,同时继续担任《中国评论》周报“小评论”专栏主笔,两周一次,因为和全增嘏轮流做。另外还有两个荣誉性的职务其实也很重要,其一就是参与创办英文《天下》月刊。这本月刊主要是吴经熊负责,外加林语堂和全增嘏为编委。和《中国评论》周报相比,《天下》主要注重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以及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是民国时期学术水准较高的一份月刊。林语堂的《浮生六记》英译在《天下》连载,把这部不见经传的作品推向世界,到现在还很畅销。另一个很少有人关注的是《西风》杂志,它是由黄嘉德、黄嘉音兄弟创办,林语堂为“顾问编辑”。黄嘉德、黄嘉音虽然属于晚辈,但和林语堂都是圣约翰校友。其实《西风》第一期于1936年9月1日出版,而林语堂8月11日离开上海去美国,但《西风》却是完全依照林语堂的理念创办,可以说是百分百的林系刊物。《西风》是一份翻译刊物,专门翻译刊登西洋杂志文章,因为林语堂认为中国文人需要学习西人怎样写文章。《西风》月刊以“译述西洋杂志精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为宗旨,创刊后便大受欢迎,而且抗战中一直没有停刊,一直到1949年,非常不容易。

钱锁桥:我在书中基本没有发表我的观点,只是把事实都陈述出来。林语堂认识胡适,是他在出国之前,1916年到1919年之间他们就已经有联系,而且在林语堂出国后,他们都有书信来往。而认识鲁迅,应该是他在在20世纪20年代从德国回来后。他和鲁迅在北大的时候认识,这让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林语堂回到北大,而当时北大英文系是胡适招揽的一批留英美的才子,有徐志摩等一帮人,林语堂应该都是属于他们这派的,后来办成新月派。但是林语堂实际是跟着所谓的语丝派,这是一派中文系的人。中文系就有周氏兄弟、钱玄同这些人。我觉这第一是因为他们在语言学上的兴趣,林语堂在德国做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中国音韵学的,属于中国语言学的范围,所以他们有学术上的共同的爱好。

林语堂在30年代上海的另一个很重要的社交圈就是当时在上海的洋人,当时上海有各种俱乐部、协会组织,从林语堂的演讲就可以看出。这又可以分几种人。首先是来到上海的左翼文人、革命家。比如,斯诺和斯诺夫人,都曾和林语堂有交往,不过40年代在海外,他们是论敌。林语堂当然是输了,现在北大还有斯诺的纪念墓,又有多少学生知道林语堂?林语堂在晚年曾说,当时到中国来的有两个女性革命家,普罗姆和史沫特莱,他曾带史沫特莱参加平社活动。

赛珍珠在回忆录中曾说,是她把林语堂引介到美国,当时林语堂还是个 nobody ,这个说法是严重的美国中心主义视角。我在拙着中已经说明,林语堂和赛珍珠的缘分是相互的,而且林语堂去美国之前、在上海时期绝对已经是somebody,不仅在现代中国文坛独树一帜,在上海的英语世界也相当知名,这和三十年代摩登上海华洋共存的特性息息相关。

他和鲁迅的关系在20世纪20年代很亲密,我个人的意见是,他们是异性相吸的关系。不是男女间的异性相吸。鲁迅实际上是一个中国江南士大夫家庭的,整个人的教养都是典型中国式的,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很深刻的。虽然他曾到日本去求学,但是鲁迅特别痛恨自己成长的背景。他痛恨士大夫那一套,因为他的父亲就是被这些东西弄死的,所以他要求新,他要去学医,要去学现代的东西,西化的东西。而林语堂,在中国就有一个基督教背景,他没出国之前,就是一个洋绅士,他穿西装,吃东西用刀叉,从德国回来以后更是如此。他的言谈举止非常西化。所以我猜测鲁迅看到林语堂这样西装笔挺的一个绅士,是不是很有兴趣。很可能是,鲁迅认为林语堂是自己的一个对照,中国人也可以这个样子。

林语堂在上海结交的最重要的洋人当然是赛珍珠及到访的华尔希了。他们如何结交、如何合作、如何分手,我在拙着《林语堂传》中有详尽交代,这里也不多讲了。我只是想强调一点,我的写作基本上是历史叙述,但从这个客观的叙述中,应该可以看得很清楚,赛珍珠、华尔希和林语堂的关系是双向的,互相欣赏,走向互相合作。说林语堂是赛珍珠“发现的”等等,都很片面。他们的分手,政治倾向不同占主要因素。“文化人”离不开政治,林语堂在《语丝》时期就强调“要谈政治”,因为政治关涉到你的理想、你的良知,没有这些,“文化人”就真成了神仙道士,林语堂不是这种人。

(本文原题为《林语堂与摩登上海——以“职务”为中心》,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后来两人不和,我认为最主要的是政治观点不同。鲁迅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偏向了左翼,这在林语堂看来是不可接受的,在这个方面他还是要坚持个性,要坚持和继承语丝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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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一批洋人朋友往往都是家庭朋友,这应该和林夫人廖翠凤很有关系。廖翠凤是圣玛丽亚女校毕业生,英语一流,是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女性,30年代在上海经常和林语堂一起出席社交活动,比如鲁迅日记中都看到林语堂夫妇经常一起赴约。从林语堂的演讲活动可以看到,当时上海有各种妇女协会组织、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等,廖翠凤也应该经常参加活动,结交朋友。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致谢中提到一群太太女士们,是她们平时在他耳边不断唠叨,要他写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书,这些都应该是林语堂夫妇的家庭朋友。我在庄台公司档案里找到弗利兹(Bernardine Szold Fritz)写 的一篇“林语堂小传”。当时《吾国与吾民》爆红,急需了解林语堂是谁,弗利兹便写了这篇传记小文,而这也是我至今看到的写林语堂的生活细节方面最生动、最贴切的文字。弗利兹称林语堂气质上是位诗人,非常有见地。我这里不妨再用弗利兹描述的一帮朋友抽鸦片的情景做结尾。

弗利兹没说这次聚会在哪里,当时一帮朋友起哄要林语堂来试试。于是:

语堂边退边笑,举起双手抗议。

“我是牧师的儿子,”他说,“我做不到。”

大家一起抗议。“哎呀,就这一次。你要试一试嘛,大家都试过啦。”

“不行,”他说,这次严肃起来,“我喜欢看别人抽。看别人抽鸦片真是很神奇,不过同时我也有一种恐怖的感觉,就像有人说看蛇也会感到恐怖一样。毫无疑问这和我的基督教成长背景有关。虽然我已不上教堂,但道德戒律还在。我知道我的手拿不起烟筒把烟送到嘴边。”

“哎呀,就试一次也不会染上瘾,”我们的主人说道。

“啊,要是没人试第一次,还有谁能上瘾呢。你们来吧,别管我了,”他笑着躲开,“我敢保证,我抽雪茄的毛病和你们抽鸦片一样糟糕。可是圣经没有说抽雪茄不好啊!”

钱锁桥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

本文为作者应“陆家嘴读书会”之邀、于2019年4月中旬在上海进行的3场系列演讲“林语堂与摩登上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