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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小传,一位潜力被扼杀的社会学家10bet官网中文:

时间:2020-05-15 09:53

1935年,费孝通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人类学系毕业,次年,考取公费留学资格,远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进修社会人类学。1939年春,费孝通根据其出国前,在江苏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调查访问的结果,写了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并将其作为博士论文提交给伦敦大学专门的考试委员会。

内容提要:葛学溥的凤凰村研究被认为是人类学从研究规模小而简单的部落社会转向更为复杂的农民社会研究的里程碑,而费孝通的江村研究被称为本土人类学家研究本土的复杂农民社会的里程碑。在这些村落研究中,有两个被学术界评价为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是葛学溥的“凤凰村”研究,书名为《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一个是费孝通的“江村”研究,书名是我们所熟知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四、中国村落研究:可能的发展方向中国的村落研究,自葛学溥的凤凰村研究、费孝通的江村研究之后,形成了高潮(李善峰。

文/ 王笑哲

进入专题: 史国衡  

论文答辩那天,考官只有丹尼森·罗斯爵士——一位著名的东方学者,答辩地点在费孝通的博士生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家里。为此,马林诺夫斯基特地准备了好几种酒。那天的景象是:会客室内,三人分别落座,罗斯爵士和马林诺夫斯基坐在一张圆桌两端摆放的靠背椅上,而不远处与他们四目相对、拘谨枯坐的费孝通手执论文,接受“质询”。答辩伊始,罗斯爵士首先向马林诺夫斯基举杯道喜,祝贺他的学生在学术上做出了贡献。接着,罗斯爵士说:“我的夫人已仔细读过《中国农民的生活》,是一口气读完的,足见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句话让费孝通颇为惊讶。到最后,罗斯爵士告辞时,还是马林诺夫斯基想起该办的手续,于是请罗斯爵士在一张非常考究的学位审定书上签字,并又喝了一杯酒,祝论文答辩圆满结束。这期间,本来是主角的费孝通反倒被晾在一边,说话没超过3句,只能不知所措地看着罗斯爵士与自己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推杯换盏。

费孝通;葛学溥;凤凰;调查;社区;中国;村落研究;追踪研究;民族志;农村

1936年,胡适代表北大应邀前往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会。9月17日的午餐会上,胡作为致辞者之一,宣称“中国的大学,依照古历的算法,是排行第一古老的大学体系。”据当日《公论报》记载,各国代表初闻此言时,皆是倘然大笑状。江勇振先生在其考证中推测,胡适之所以有此论调,是因着彼时中国大学所得排名之落后的缘故,是自作辩护的举动。与会的505个大学及学术团体中,即便是外办的燕京学堂,也不过392号的顺次。吴文藻先生作为燕京的代表,不知心里又是怎样的滋味。

刘绪贻 (进入专栏)  

这场论文答辩,被费孝通后来笑称为“完全走的形式”,全程除了最后的签字,几乎没有与论文相关的东西。但是,这样的答辩却并非儿戏,更非徇私舞弊,而是教育机构基于某名学生惯常学术水准的综合判断。其实,费孝通的成果此前已获得了数位权威学者的好评,拿博士学位属“顺理成章”,于是,论文答辩便沦为了“走过场”。

内容提要:葛学溥的凤凰村研究被认为是人类学从研究规模小而简单的部落社会转向更为复杂的农民社会研究的里程碑,而费孝通的江村研究被称为本土人类学家研究本土的复杂农民社会的里程碑。它们的贡献不仅在于其本身对人类学视域的突破,也在于因它们而出版的相当数量的追踪研究,以及对它们研究方法的论争。本文认为人类学的村落民族志研究或许可以借鉴社会学的扩展个案法,以此实现微观与宏观、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勾连。谨以此文纪念江村研究80周年、凤凰村研究100周年。

吴文藻与妻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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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的生活》后来经马林诺夫斯基推荐,迅速以《江村经济》为名出版。此书流传甚广,曾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

关 键 词:凤凰村;江村;追踪研究;类型比较;扩展个案法

午餐会时,吴文藻于列席中,并排坐在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身旁。前者是中国人类学的奠基者,自始便致力于“中国学派”的培养和发展,后者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赴美代表、社会学系功能学派的创始人。此二人亦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对象,交谈之时甚是投机。末了,吴文藻拿出一本随身携带的论文计划,向马氏指出,此文的参与者之一乃自己的一位学生,叫做费孝通,现正于伦敦政经求学,若是方便,希望马氏能够多加照顾。

  

作者简介:周大鸣,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教授、副主任,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移民社会学与族群研究。

Bronisław Malinowski (1884-1942)

  一、初建交

一、里程碑意义上的两个学术名村

费孝通最初抵达英国时,值1936年夏,期间,马氏正往美国去的途中,二人并未碰面。据费孝通回忆,彼时的LSE(LSE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英文缩写)“的门面实在没有什么气派可言”,整个校园犹如“我们解放前上海的弄堂大学”。“它的大门是在荷尔本商业区的一条小巷里,大门旁就是一些茶馆,学生们可以在这里喝茶和吃饭。”如今看来,LSE的外观建设即便于先贤眼中,也是不过如此的。

  

在中国的村落研究中,已经出现了许多学术名村,如葛学溥的“凤凰村”、杨懋春的“台头村”、费孝通的“江村”、林耀华的“黄村”、杨庆堃的“鹭江村”、陈佩华等的“陈村”、黄树民的“林村”、王铭铭的“溪村”、阎云翔的“下岬村”,等等。在这些村落研究中,有两个被学术界评价为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是葛学溥的“凤凰村”研究,书名为《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一个是费孝通的“江村”研究,书名是我们所熟知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根据当时的校制,博士课程的选择是不加限制的,比起当下苛责的定式选课制,实在自由许多。当然,校内亦有不成文的规矩。注册入学时,博士待位生会与某特定业师(Director)相配对,后者根据前者的情况,通常会系统地向其推荐一列课程,以供选择。依照1930年代的学术规范,新入学的博士待位生只能由Reader等级或在其以下的讲师指导,得拜教授为师的案例虽然时时有之,却不占主流。最初,费孝通被分至Raymond Firth的学门之下。Firth是马林诺夫斯基的大弟子,初遇费孝通时虽不过Reader梯队的讲师,但其一生的学术成果颇为显赫,是为英国的经济人类学的开创者,实属一名出色的社会民族学家。

  1929年初,我随父亲刘伯秋从湖北省黄陂县北乡的一个小山村罗家冲来到武汉市。同年9月,考进了湖北省立汉阳第十二中学。高我一班有个也是刚从农村来的同乡同学柳届春,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相识,他的亲叔伯妹妹和我婴幼儿时期订有婚约。他思想开朗,品学兼优,学习成绩冠全班,还在当时报纸上发表过很不错短篇小说。我的学习成绩虽也是全班之冠,但自觉有逊于他,而他却与我惺惺相惜,关系很好,还帮我解除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约。和他同班的,有个学习成绩仅次于他的同学,这就是刚从湖北省随县洛阳店的一个小山村来的史国衡。由于柳届春的中介,由于我们家庭背景相似,由于都在私塾读过经书而又多少受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由于我们学习成绩都很优秀,我们3人成为志趣相投的好友。

正如葛学溥所意识到的,在他研究凤凰村之前,已有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著作,如史密斯的《中国的村落生活》、梁氏和陶氏的《中国的村落和集镇生活》、Doolittle的《华人的社会生活》。但这些著作,并不是严格的田野调查,只是“试图概括出广大区域范围内的社会生活共性,可实际上却更为远离真实……我们必须意识到对中国这样广大区域生活进行概括的危险性,因为许多的这类概括在中国和外国的思想家和作家中都成为笑料”(葛学溥,1925/2006:xiii)。我们需要对具体村落资料的收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阐释,然后扩展到对较大区域社会生活本质的认识。

Raymond Firth

  初中毕业后,柳届春考取了黄埔军校,离开了武汉市,和我们很少来往。十分令人惋惜的是,据说他后来牺牲于内战之中。史国衡考取了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我进了省立武昌高级中学,同在一个城市,仍然有所联系。1935年,他考取了请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我考取了清华大学化学系,两人又成了同学。尤其有意思的是,因为清华一、二年级基本不分系,转系非常自由,各种机缘凑合,最后使我俩都成为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毕业生,并成为终生挚友。

1918—1919年,葛学溥的学生们两度前往凤凰村收集包括地理环境、经济现象、族群关系、人口卫生、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文化教育、社会问题、宗教信仰等诸方面资料。1923年,葛学溥又亲自到凤凰村做短期的考察和体质测量,对学生们的调查进行了检验和补充。终于在1925年,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一书。在这本著作里,作者围绕家族主义这一核心概念,全景式地展示了凤凰村上述调查的各方面。这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对中国村落的第一次田野调查,也是第一本华南汉人乡村社区研究的论著。容观琼先生称葛学溥的研究是社会人类学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把社会人类学从研究规模小而简单的部落社会转向研究更为复杂的农民社会。虽然在学术史上对该著的评价不一,但一般都认为其研究对汉学人类学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后来的一些汉学人类学家的研究都是建立在葛学溥的研究之上的,从弗里德曼(M.Freedman)、科恩、武雅士到华琛以及本土人类学家(包括香港和台湾的人类学家),或讨论书中的某些概念,或引用书中的某些资料。

费孝通前来英国前,曾在瑶山的调研中遇险受伤,费先生之妻王同慧女士因此落难,两人的婚姻不过一百三十日之长。1930年代伦敦的气候,对费孝通的旧伤十分不利。最初与Firth相遇时,费曾因背痛而表现得“很不理想”。据其回忆:

  

在葛学溥出版他的凤凰村研究14年之后,1939年英国Routledge书局以Peasant life in China(即中译本的《江村经济》)为名出版了费孝通的博士学位论文。我们知道,传统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大多是远离文化中心的、处于“未开化”状态的土著民族,即对“他者”和“异文化”的研究。而费孝通笔下的《江村经济》(1939/2005)不仅是对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汉文化的研究,而且研究的还是他自己的家乡(这一点与葛学溥不同,葛虽然是第一位用田野的方式研究中国村落,但他毕竟是外来人,依然有研究“异文化”的取向),这在当时看来已经有些“离经叛道”了。但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却敏锐地评价道:“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伟大的国家。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地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结果。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费孝通,1939/2005:13)自此,江村研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村落研究的典范,江村也成为世界级的学术名村。

“我相信我给他最初的印象是很不妙的。那时,由于伦敦的气候关系,我的背伤又发作,精神很不振作。一口苏州音的英文,加上了紧张,大概话都说不清楚。”

  二、成为挚友

由此我们看到,“凤凰村”因开辟了人类学研究复杂的农民社会而出名,“江村”因本土人类学家研究本土的复杂农民社会而声名远播,它们同样都具有人类学史上的里程碑意义。笔者无意于独述它们的辉煌,而是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两位作者在资料收集、方法运用上的异同,从中窥探村落研究的内在张力,寻求中国村落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并以此纪念费孝通先生100周年诞辰。

次日,费孝通前去参加英文测试,合格之后又与Firth面谈。期间,费描述了自己于瑶山和江村两地的实证调研经历,由于Firth本人的方法论十分看重实地取材的过程,二人此次谈话似更为顺利。Firth凭借其敏锐的学术直觉,发现江村的可述性颇有研究价值,又经过几次会面后,便为费孝通敲定了论文题目,即《中国农民的生活》(Peasant Life In China)。此论文经再三编稿缮形,将于未来更名为《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奠定其国际学术地位的重要作品。

  

30年代伦敦政经的授课制度由教师本人决定。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课,基本以讲座形式进行,“登台念讲稿,一字不漏,讲完一个课程就出一本书。”马林诺夫斯基则倾向于Seminar形式的讲授过程,据费孝通回忆:

  1936年9月至1937年6月,我们两人都在清华园。凭人之常情,两个同气相投的故友重聚,应该是来往密切的。但记不清是什么原因,这个时期(开始)我们交往并不多。据我回忆,可能是由于我们两人当时都深深为恋爱问题所困扰,而彼此对对方恋情不理解之故。1938年5月,我们又在西南联合大学蒙自分校重聚。国衡在历史社会学系(注:西南联大成立时,因北大、南开均无社会学系,故暂将社会学系与历史系合在一起,称为历史社会学系,到1940年两系才分开)三年级学习。我因想提高外语水平,暂读外文系二年级。两人虽不同系,但来往比较频繁。特别是我准备从三年级起转入社会学系,要向他了解情况、学习的地方很多。我对他为写毕业论文到个旧锡矿区进行的深入艰苦而有成效的调研工作,很是钦佩。

“他有他一定的座位,其他人各自就座,年轻的大多躲在墙角里。这里没有禁止吸烟的告示,因而烟雾腾腾,加上这位老先生最怕风,不准开窗,所以烟雾之浓常常和窗外有名的伦敦大雾相媲美。 ”

  1938年8月下旬,蒙自分校迁回昆明总校,我从1938年冬三年级起(亦)顺利转入历史社会学系,两人同系一年。国衡1939年毕业后留在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工作,我因为毕业论文收集资料和向导师(该所所长陈达教授)请教经常去该所,所以这两年我们经常在一起,逐渐成为挚友。

马氏的课对所有人开放,无论是否在本校注册过,也无论人类学基础如何,若想来,便能来。费孝通与马林诺夫斯基相遇,最初便是在后者的Seminar课堂中。第一次上课时,碍于生疏的缘故,费孝通蹲坐在房间的后排。Firth向马氏诸人介绍道,费是中国来的小伙子。当时,与费并排端坐着的,是一位黑人青年,名叫乔莫•肯雅塔(Kenyatta, Jomo)。乔莫热情地与费孝通打招呼,两人很快便熟络起来。据晚年的费孝通回忆,乔莫于自己便像“老大哥”一般,十分亲切。费毕业28年后,乔莫•肯雅塔当选为肯尼亚第一任总统,他的儿子乌胡鲁·肯雅塔(Uhuru Muigai Kenyatta)是如今肯尼亚的第四任总统。

  现在回忆起这段友谊,仍然感到愉快和温馨。从学习方面说,除常常在一起交流学习心得外,当时我们都对在西南联大兼课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的费孝通教授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很感兴趣。为了说明我们的这种兴趣,先得介绍一下费先生教学和研究工作情况。费先生1930年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时,正是他的恩师吴文藻致力于社会学中国化事业的初期。他在跟着老师(费先生当时跟着他的恩师吴文藻在)从事社会学中国化时,接触了社会人类学中最先进、最有力的功能学派及其社区研究法,而且极其投入。这个学派和这种研究法的开山人物,是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蜚声国际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不过,功能学派原来是用这种研究法调查研究野蛮、原始社会的。马林诺夫斯基用此法调研美拉尼西亚一个小岛上的野蛮部落而写成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1922年出版后,震动了人类学界,成为功能学派的代表作。但是不到10年,类似的研究日益公式化,而且未经调查研究的这类社会迅速减少,几近枯竭。因此,马林诺夫斯基急欲将此研究法转用于研究文明社会。1936年夏,费先生回老家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休养时,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他用功能学派的社区研究法调查研究开弦弓村取得成功,其研究成果能得到人类学界的承认,那么,他就使人类学从野蛮、原始社区研究转入文明社区的研究跨出了第一步,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于是,他就用此研究法在开弦弓村进行了两个月的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资料。同年9月,他在前往英国留学的航轮上,将这些资料整理成书稿,题为《江村经济》。后来,他进入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马林诺夫斯基主动要求任他的导师,并以《江村经济》书稿作为他博士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Peasant Life in China)的基础。该书稿在马林诺夫斯基主持的讨论班经过一章一章地讨论修改,历时两年定稿。马林诺夫斯基对此论文高度赞赏,在论文答辩通过的该晚,将论文推荐给伦敦劳特利奇(Routledge)书局出版,并由他作序,云:“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作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他书中所表露的很多箴言和原则,也是我过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所主张和宣扬的,但可惜我自己却没有机会去实践它。”由于马林诺夫斯基的推荐和赞誉,后来费先生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亦称《江村经济》)一书蜚声国际,几乎成为全世界各大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专业的必读参考书。

Kenyatta Jomo, 费孝通的老大哥

  1938年初秋,费先生回国,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并主持燕京大学-云南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亦称社会学研究室),从事社区调查。回国两周后,他就一头钻进了云南禄丰县农村进行了近40天的调查研究。1939年上学期,他到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兼课,讲授《生育制度》,我和史国衡都选读了这门课程。不过据我体会,比起教学来,费先生的兴趣更倾向于研究工作,他的精力主要也是用于社区调查研究,他还计划吸收和培养一批有志于此的同学和他一起干。他经常在课内课外向我们宣传社会人类学中的功能学派及其社区研究法,激发我们兴趣。与此同时,费先生当时很年轻,大我不到3岁,大史国衡不到两岁,另外两个清华社会系同学张之毅和张宗颖,也都和我们年龄差不多。费先生初为人师,很是随和,师生间无拘无束,既是师生,也像朋友。我们几个经常到他家去请教,和贤良好客的费师母孟吟也很熟悉。这就是说,费先生具有一种吸引我们的人格魅力,再加上他当时在社会人类学界已取得的成就和声望,使我们感到,跟着费先生用功能学派的方法,在中国从事社区调查研究,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学术活动,很有前途的事业。我们不禁心向往之,而且是互相鼓励的。1940年我毕业后,可惜因婚恋关系不得已离开了昆明,而国衡则如愿走上了这条路。

课毕,马林诺夫斯基邀请费孝通稍作停留,待他休息时间可一同品尝伦敦的下午茶。此时的马氏从哈佛返校不过数日,吴文藻先生的嘱咐当然是没有忘记的。

  除学习方面的共同兴趣外,在西南联大同学期间,我和国衡的政治态度是基本相同的。首先,我们都对政治没有兴趣,不参加任何带政治性的组织。其次,由于我们对专制独裁、贪污腐败的国民党政府非常反感,在学校左派(即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影响的)学生和右派(即受国民党领导和影响的)学生的明争暗斗中,我们思想上总是靠拢左派学生的,尽管我们一般不参加他们的活动。另外,虽然我们不参加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但我们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人民群众的疾苦,还是非常关心的,往往在一起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并把我们的学习生活和这些问题联系起来。我们常常以西南联大校歌中的一段歌词“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来自我警惕。

马林诺夫斯基重新询问了费孝通行前所做的实地调查工作,听闻他与Firth已确定了论文题目后,便随手拿起电话,“话很简单,只是说以后[费]的事由他来管了。”自此,费孝通正式拜马氏为师,成为人类社会学第一代功能学派的接班人。

  在生活态度方面,我们也大体相同。由于家境影响,我们既无纨绔恶习,也不讲究苦行;我们无力乐善好施,也不愿作守财奴、吝啬鬼;我们不敢、不愿纵欲,也不想做宋儒标榜的“灭人欲”的假正人君子。课余之暇,我们喜欢在耗费无多的前提下,到蒙自、昆明四郊游山玩水。能力所及时,也上小馆子打打牙祭。不花钱或花钱很少的娱乐活动我们经常参加,但比较起来,国衡却不像我也参加一些体育活动。我们当时是二十七八岁的青年,当然对恋爱问题不能无动于衷。我有一个女友在重庆工作,两人认识已四五年,但从未相聚,有时还意见相左,音信断绝,关系一直未明确,国衡则尚无对象。关于这方面的隐私,我们是互相交换的,互相同情和关心的。国衡曾经喜欢一个原北大的女同学(也是湖北同乡)和一个与我同级的清华女同学,我也帮他出过主意,想过办法,但都未起作用。为这些事,我们偶而也感到压抑,再加上国事艰危,人民涂炭,有时不免心情沉重。记得有一次,我俩借跑警报的机会,爬上昆明郊区一座长满松树的山顶上,四顾无人,我们放浪形骸,脱得一丝不挂,仰面朝天,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声喊叫,好像要把人世间一切令我们不能心安理得、乐意畅怀的事物喊叫得烟消云散一样。那个短暂的时间,我们享受到真正的自由和快乐,也确凿地见证了我们两人间真挚的友谊。

马氏问及费孝通在伦敦的生活情况,得知其住宿环境有待改善时,主动要求费搬家至他的一位友人的居所内。“他介绍我去住的是他的一位朋友的家。这位朋友是一位40多岁的夫人。她父亲是位人类学家,而且是个贵族,写过很有名的著作,名叫John Lubbock Averbury。”费的新家位于“下栖道”,笔者按照1940年伦敦市政府的地图一一比对过去,并没有发现十分符合此处之音译的街名。依费老本人的回忆,“下栖道是个文化艺术家聚集之区。一座房屋有四层楼,雇有厨师、女仆和管家。在英国社会里,不算阔绰,属于中上,或是上下的那一阶层。”

  

费孝通本人并不很喜欢下栖道的生活,主要原因在于经济上的窘迫与生活习惯上的不适。房东老太太按照英国统治阶级的标准对费的衣食住行有着“不合情理” 的安排:

  三、国衡深厚的社会学功底及其重要的研究成果

“她心目中英国文化是最高的,有意识地要我“英国化”。她请客时我得和她的家人一样参预其间;她有朋友来喝茶,我也要侍坐在旁。而我这个人生性就不喜欢这一套,在这种场合里总是别扭得发慌。记得有一次,她约我去她娘家的乡间一个别墅,我听说在那里晚上吃饭要换礼服,而我哪里有这一种东西呢,拒绝她又不成,只能临时托故不去。她竟怒形于色。自从这一次之后,大概她觉得“孺子不可教”了,对我也放松了一些。 ”

  

卢沟桥事变期间,费托辞公费的变数问题,总算是搬回了普通的寄寓里去。

  1940年暑假前,我获得清华大学社会学专业学士学位(在西南联合大学成立前考取清华、北大、南开的西南联大毕业生,其学籍仍属原校,称清华、北大、南开毕业生)。如前所说,我因婚恋关系不得已去了重庆,暂时离开了原打算终生从事的社会学研究事业。国衡则如愿留在昆明,跟着陈达教授和费孝通教授,打下了深厚的研究社会学的功底,并作出了重要研究成果。这里,首先谈谈他的毕业论文。

青年时期的费孝通

  云南个旧锡矿历史悠久,据现有文献和考古资料证明,它开创于2700余年前的春秋时代。清朝时期,光绪31年(1905)前,完全由私人经营。经营者称“锅头”或“供头”,其采矿、选矿场所称“厂尖”,大都规模很小,一般雇矿工(称“砂丁”)100人左右(多者上千人,少者几个人),资本数千元。少数大规模经营者称为“尖子”,其投资人多为资本家、大地主、军政权贵、士绅。光绪31年起,虽有官商合资公司参与经营,但直到民国时期,矿产量的90%以上仍由私营厂尖生产。它们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非常落后。砂丁一般为云南内地无地或少地农民,有自愿来的,但大多是被骗或被迫来的,所用生产工具极其原始、笨重,生产条件十分简陋、险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惨劣,还经常遭受“镶头”(资方代理人)欺压打骂,时刻面临着伤残和死亡。正如他们自己创作的歌谣所描述,他们的处境是:“可怜可怜真可怜,可怜莫过走厂人。下班好似山老鼠,出洞好像讨饭人。人人都说黄连苦,更比黄连苦十分。”处境悲惨如此,然而所得报酬,一年不过十几元或几十元。这种情况,当然会引起砂丁的逃亡事件。因此,矿区各个路口都有武装人员把守,砂丁如果企图逃亡,一经抓获,就被带上脚镣劳动。

费孝通对于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教学有较为详细的记述。Seminar课间,马氏的角色便如讨论会的主持人一般,提出基本的要求与即日的讨论范围后,再不多做发言,只是以插话的方式,对各人的思路进行引导,以便最大发挥到场诸人各自的知识储备,达到互相启发的效果。

  个旧锡矿砂丁的这种奴隶式悲惨处境,直到上世纪30年代以前,似乎未见报道。1929或1930年暑假,云南省玉溪县进步青年黄子方因访友前往个旧,亲眼所见,深表同情。1931年夏,他在上海会见巴金,两人立即成为好友。巴金翻译克鲁泡特金著作时,他一面帮助校对,一面向巴金描述个旧锡矿工人的悲惨处境,巴金听后久久不能忘怀,说是“逼着我拿起笔,替那般‘现代的奴隶’喊冤。”这样,他在1932年创作了中篇小说《砂丁》,使他成为中国第一个描写并向世界介绍个旧锡都的中国作家。但是,巴金创作《砂丁》时,并未到过个旧,所以他说:“我没有实际生活,甚至连背景也不熟悉,因此我只好凭空造出一个‘死城’来。”

马氏的学生有确实的机会参与他老人家著述的过程。老先生是个鳏夫,生活十分孤独,且没有规律。学生到他家去,有时会帮着“搞搞卫生工作”。马林诺夫斯基的双眼高度近视,已损坏到不能工作的程度。著文期间,老先生只做口述,一切笔头上的记录交由秘书与学生处理,成稿之后再念给他本人听,一来一去,便是所谓的修稿了。

  我不知道国衡是否读过巴金的《砂丁》,并受到它的激励,但是我知道,要深入到个旧锡矿区去亲自调查研究砂丁的生活、劳动的实际情况,不独要准备吃大苦,还得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冒险精神,因为那些唯利是图的锡矿资方及其代理人是很敌视并严防这类调研人员的。但是,国衡不独进入了“虎穴”,还收集了相当充分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受到导师和社会学界重视的毕业论文:《矿山与矿工:个旧锡矿工人生活调查报告》,成为中国第一个根据自己深入社会调研成果描述并向世界介绍个旧砂丁生活的第一人。这就说明,国衡在大学时期,便已打下运用马林诺夫斯基创造的社区调查法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的初步功底。1939年大学毕业后,他在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工作了一年,参加了云南呈贡县的人口普查和农业普查,进一步加强了他从事社会学调查研究工作的能力和经验。1940年冬,国衡步张之毅的后尘,和张宗颖一道,参加了费先生主持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亦即燕京大学-云南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由于日寇轰炸昆明之故,这个工作站此时已迁往呈贡县古城村南门外的一座古庙——魁星阁。从外形看,魁星阁是一座四面八角挑檐出厦的阁亭,分为3层,颇有点气象,但整个建筑已十分陈旧,有些木板很松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费孝通曾记到,马林诺夫斯基的Semniar是从没有指定的书单配对的。“念书在他看来是每个学生自己的事。他也从来不考问[费]任何书本上的知识,他似乎假定学生都已经知道了似的。”相较于如今的教授,马氏是一位“性情中人”。“大发雷霆”一类的姿态,时时都是可见的。但无论怎样,老先生对待学术的态度,实在不苟一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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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写论文时,写完了一章就到他床前去念,他用白布把双眼蒙起,躺在床上,我在旁边念,有时我想他是睡着了,但是还是不敢停。他有时突然从床上跳了起来,说我哪一段写得不够,哪一段说得不对头,直把我吓得不知所措。总的说来他不是一个暴躁的人,最善诙谐,谈笑风生。他用的字,据说比一般英国人还俏皮和尖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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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的教育体制下,费孝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霸”。他的英语实在是不过关的。马氏的Seminar坐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学者,口音各自不一,据费本人回忆,他是在即将离开学校的关头才真正有能力参与基本的课堂讨论的。因着英语水平的落差,马林诺夫斯基经常斥责费孝通,称其为“懒汉”。费的论文临近终稿时,语法表述方面是假手一位讲师助其修缮完成的。此位讲师便是之后著述Victorian Childhood的Janet S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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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毕业论文考试,说来是颇滑稽的一段轶事。马林诺夫斯基由于战事相关的原因,于1938年春计划赶往美国,临行前他急着要费孝通完成论文,以至于最后的答辩,不过是“走走形式”。考试在马林诺夫斯基的家中举行,考官为SOAS第一任校长Edward Denison Ross。据费孝通回忆,Ross抵达后,立即同马氏喝起酒来,直到临走前才想起“考试”这一回事,便随意地在审定书上签过自己的名字,欣欣然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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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的毕业论文《江村经济》

费孝通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就《江村经济》一书说来,实地调查的方法论的“叠面附用”是为最重要的创新之举。《江》之前,人类社会学中“民族志”、或“田野报告”的实地调查方法被认为只适用于原始的、未经工业开化的待发展地区。费将此方法用于历史脉络复杂不一的中国农村,是人类学研究对象从“异域”转向“本土”,从“原始文化”转向“经济生活”的崭新尝试。《江》之后,费孝通的学术原创力蓬勃不止,“差序格局”的概念、“熟人社会”的理论创新、“文化自觉”的先验性研究框架等等,均是影响深远的学术贡献。

1981年,费孝通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最高奖项赫胥黎奖,受邀再访伦敦。接待他的,是年近80的Firth,此时后者已有了爵士头衔。据张冠生先生著《费孝通传》,81年是费最后一次来访伦敦,但据LSE历史档案记载,1986年费曾在校内办过讲座,由Maurice Bloch教授主持。依照剑桥大学图书馆藏《费孝通年谱》,86年的费老先生往返于温州等地,其活动范围仅限于国内。各史料于此时间段互相驳斥,以至笔者无法清晰地明确费孝通先生来访英国的具体数次。据Bloch教授本人回忆,费在毕业后,一共来了2次LSE,但却不知,Bloch先生所指的“这两次”,是81年与86年,还是46年与81年?

费孝通与Bloch,摄于LSE

费孝通1946年来访伦敦一事,并没有史料方面的争议。彼时,李公仆、闻一多于国内惨遭暗杀,费作为民盟的一员危在旦夕,不得已赶来英国“避难”。《重访英伦》中,开篇第一句话,费老是如此写下的:“这是很痛苦的,当一个骄傲的灵魂,活在一个瘫痪的躯体里。”

青年时期,费孝通受“五四”精神影响,“进步观念”在他的文刊中多有明显的反映。国民党在20年代初对其好友的虐杀更使费先生在思想上偏向于“民主改革”的理念。闻一多死时,费曾一度藏身美国大使馆,待英国诸事安排妥当后,才终得脱身。

建国前后,即便是民盟内部也有诸多分歧。费老一批知识分子的愿景,在于“为王者师”,所要求的是“民主议政”,而非“革命重建”。民盟中另一派的思想,则显得更为激进,其代表人物亦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名为罗隆基。

《纽约时报》曾评价建国前的费孝通先生为中国“最厉害的Columnist(专栏作家)”,可见,当时费老于学术之外的影响力亦不容小视。费孝通的信息来源十分广泛,这多是因为LSE费边学社的帮助。49年之前,英国的“援外派”十分赏识费孝通先生的文笔,伦敦政经的左派政治分子,更是每星期以航空邮寄的形式,将国外资源送达至费的笔边。其时,费孝通的文章多发表于《观察》,而此文刊的创办人,亦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名为储安平。储曾因政治原因藏身于费孝通家中,此时间前后,正是1949年元月上下。期间,费孝通与张东荪先生一齐前往西柏坡拜会毛泽东,阐述“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此事或为其之后的政治遭遇埋下了伏笔。

1950年初,思想改造风气弥漫,费孝通着笔写下《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以客观主义阐述其“渐进改造”的想法。据乔清举先生著,“客观主义”方法论在当时已无法满足官方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鼓吹的“捧场效果”,而仍以此为主要论调的费老先生,便被政治敌手抓住了把柄,于1957年被打为“右派”。此中原因,也有费孝通之学术方面的考量。在《重返江村》一书中,费对于“农民团体的贫穷现状”做出了“问题出在副业上”的解释,受到一众“经济学家”的指责,称其“在副业上大做攻击共产党的文章”、“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

“文革”前,费孝通先生由于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其中多有李维汉的周旋与协调),物质条件并不如其他“右派分子”一般不堪设想。与费孝通比邻而居的另一位社会学大家潘光旦先生,在“三反”前后所遭受的待遇不忍回想。相比之下,费孝通的经历或要“幸运”许多。即是如此,费本人对于各项“政治任务”并无怠慢,曾着笔写下《清洗自己,站进人民队伍》如此一文,其内容之荒唐,已由历史归正:

“我感谢这次‘三反’运动,把我震醒,使我反省。我不但认识了我过去犯了这样多、这样大的错误,而且一直到现在在思想上还存在着这样多的肮脏东西。我必须下决心,否定过去,批判改良主义,斩断与英美帝国主义的思想联系,克服个人打算,加强政治学习,更重要的是倚靠组织,在同志们经常的督促下,老老实实的做一个人民的勤务员。”

直至1980年平反之前,据费孝通回忆,生活上是“连一张书桌都没有”的。此23年时光,本是学者的黄金时期,落得如此下场,实在令人唏嘘。

1999年费孝通接受南方周末专访

文章末尾,无以总结,抄来1946年费孝通先生的一段话语以共勉。其时,费望见一圈人群,于街头一旁围观壁报,争论不一,颇似“海德公园内两党之间的公开辩论”:

“从城北坐上公共汽车,停在近日楼的附近,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铁栅东边,四季不断的鲜花,常引起我一种幻想:我想这天赋独美的南国只要政治一清明,经济一繁荣,遍地的鲜花,黄的迎春,红的山茶,足够把这历史上的抗战名城打扮得妖娆迷人。我的幻想总有一天会实现的罢?我自己问着自己。有时,为了路旁垂死的瘦骨和南屏街高楼对照得太明显,也使我不敢再看那些无邪的鲜花,可是也不愿放过一些可以支持我这幻想的证据。那天从公共汽车上下来,被近日楼下看壁报的群众吸引到了他们里面,这一刹那间,我觉得一种愉快,似乎是说我这久存的幻想有了实现的消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