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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研讨会,共同谱写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新篇章

时间:2020-02-15 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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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现场

10月15日,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完成各项议程圆满结束。

2016年9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颁奖典礼上,国家民委副主任李昌平(左四)为中短篇小说奖获奖者颁奖。 资料图片

石一宁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学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悠久的文化传统,对推动当代文学的发展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值此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召开之际, 10月10日下午,中国作家网举行“作家说•70光华 文学见证”主题直播第二期《少数民族文学:新的空间与可能性》,特邀《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刘大先,《黄河文学》编辑、作家阿舍,围绕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机制、创作成就、理论评论发展等内容展开交流,总结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探寻少数民族文学新的发展空间和可能性。直播由中国作协创联部民族处处长陈涛主持。

10月15日上午,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安排了分组讨论,下午举行了大会交流发言。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钱小芊,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李敬泽、阎晶明、白庚胜,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等出席。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特别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认为丝路文学的复兴,将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何为“丝路文学”?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现状、问题和出路何在? 少数民族文学的批评现状如何? 存在哪些问题? 为此,钟世华专访了«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整理此访谈录,以飨读者。

完善的机制保障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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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年,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少数民族文学事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各族作家以无愧于时代的特色作品,兑现了为人民抒写、为时代高歌的诺言。”9月4日,在文艺报社主办的“砥砺五年”系列研讨会第五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研讨会”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白庚胜感慨地说。

钟世华:一宁老师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和我进行访谈。2017年,中国新诗已走过整整100年的历程,那我们的访谈就先从诗歌开始吧,能否先谈谈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现状、问题和出路?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作为整体登上中国文坛,经过五六十年代的发展,在新时期又迎来了更大的繁荣,步入新世纪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少数民族文学迎来了新的繁荣发展。少数民族作家队伍阵容可观,优秀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大量涌现。

分组讨论现场

民族文学事业空前繁荣、成果丰硕

石一宁:我不是诗人,也不是诗歌研究者,因此对这一问题缺乏深入的思考。但作为一个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期刊的办刊人,对这一问题多少有自己的看法。

石一宁谈到,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繁荣离不开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机制的保障。2013年,中国作家协会实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就少数民族文学培养人才、鼓励创作、加强译介、扶持出版、理论批评建设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丛书编辑出版项目、《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选》出版项目、少数民族作家重点作品扶持、少数民族文学人才培训、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作品翻译出版扶持项目等也均取得阶段性成果。同时,中国作协各直属单位比如鲁迅文学院、《文艺报》、作家出版社等都大力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民族文学》杂志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的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期刊,更是秉持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宗旨,从1981年创刊以来,对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的大幅度向前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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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国首套以民族立卷的文学丛书《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荣获了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这是新闻出版界最高奖项,每三年评选一次。消息传来,民族文学界极为振奋。

中国少数民族诗歌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期相一致,从1949年至今,是中国少数民族诗歌的当代时期。

“我是国家政策和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直接受益者。”作为少数民族作家,阿舍对此有更为真切、直接的感受。2008年起,阿舍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但在一些省刊上发表作品还比较难,当时,《民族文学》向她约稿,接受了她创新性比较强的一些作品,给了她极大的鼓舞,对她的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2019年,阿舍的散文集《像风一样》又入选2019年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创作上的进步也带给她更深层次的思考,“《民族文学》让我开始思考少数民族作家写作时如何既立足于民族经验和地域性经验,又要对我们整体的社会、历史还有人类的共同处境保持高度的关注”。

分组讨论现场

这套55卷本60册的丛书,编撰历时3年,收录了从1976年至2011年公开发表过的2218位作者的4279篇作品,总字数达到1879万字,较为完整地呈现了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面貌。

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其主要形态是民间诗歌(包括民歌、民间长诗、民间说唱等),作家诗产生比较晚。少数民族的作家诗有少数是秦汉以后出现的,而大多数是唐代以后产生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少数民族诗歌进入了当代时期。由于我国实行大力扶持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政策,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少数民族文学获得长足发展。少数民族诗歌从自发到自觉;从以民间诗歌为主到以作家诗为主;产生作家诗的民族从少数到绝大多数;诗歌作品大量涌现。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近40年来,少数民族诗歌创作更为空前繁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少数民族会员1000多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2600多人,省级作家协会会员中少数民族会员5000多人,其中小说家和诗人人数最多。以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来看,这个阵容是庞大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鲁迅文学奖”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对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给予极大的奖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至今已进行了十一届评奖,每届都评选四至五部获奖诗集。中国作家协会编辑出版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和«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等大型丛书,都有诗歌卷。除了«民族文学»等少数民族文学期刊,全国各文学期刊的重点作者队伍中,也有不少少数民族诗人。

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评论的队伍建设

在上午的分组讨论中,与会代表共同探讨了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经验和举措。大家谈到,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的召开,对于少数民族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来说,是一件令人振奋的大事、喜事。这些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的指引下,在祖国各族人民创造美好新生活伟大实践的鼓舞下,广大少数民族作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一大批反映时代巨变、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佳作。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批评、出版、译介等各个领域全面繁荣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少数民族作家要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基础上获得对社会现实的总体认知,创作出属于新时代的新史诗。希望广大少数民族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进一步团结起来,共同谱写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新篇章。希望中国作协和各级作协继续关心和扶持少数民族文学,以更多切实举措进一步促进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壮大和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

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委员尹汉胤称赞,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的成就”,“第一次以文学的形式,构筑起了一幅绚烂多彩的中华民族版图”。

总体来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与当代汉族诗歌的发展是同步的。在语言形式方面,汉文新诗同样是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主流。同时,也有许多少数民族诗人以母语创作。铁衣甫江、韦其麟、柯岩、苗延秀、牛汉、金哲、阿尔泰、晓雪、饶阶巴桑、吉狄马加、胡昭、木斧、库尔班·阿里、汪成栋、包玉堂等一大批少数民族诗人在中国文坛享有盛誉。如果要指出少数民族诗歌与汉族诗歌的差异性的话,那么在题材与主题方面,歌颂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在少数民族诗歌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和集中。如维吾尔族诗人铁衣甫江、尼米希依提和蒙古族诗人阿尔泰的诗歌。在诗歌的审美意象方面,则呈现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如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发表于«人民文学»2014年第5期的长诗«我,雪豹……»,诗中拟人化的濒危动物主人公雪豹,反映了少数民族诗人对生态问题的敏感。又如藏族青年诗人阿顿·华多太发表于«民族文学»2015年第7期的诗歌«北京,北京»:“北京太大,以致我不能确定/站在哪里? 才是北京/这个城市,广阔如草原/牛羊都带着滑轮,在奔跑/一个牧人骑着一匹老马/乘夜色到最近的邻里/借一瓶酒,都得走十个站点/ 北京确实太大,以致我/怀疑自己,在北京/还是在北京的阑尾里/从天安门到圆明园的路程/在我家乡,可以把山里的母牛赶回家/等着母亲挤奶/ 北京太大,声音也很大/玻璃窗离公路多么遥远/我的耳朵还能听见沙子/在每一个轮子下哀嚎/沙沙沙的哭泣/早已成为手工制造的天籁之音/ 但北京的天空/非常小,犹如一顶牛毛帐篷/它毛茸茸的刺儿/扎我身子。”[1]这首诗中的想象与意象,显然只能出自草原地区的少数民族诗人。此外,少数民族诗人甘于寂寞,勤奋笔耕,他们创作态度的诚恳,情感的真挚,表达的敦厚,也都彰显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独特优势。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当之无愧地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构成。

刘大先认为,少数民族文学评论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存在明显脱节,少数民族作家队伍日渐壮大,少数民族作品成果日渐丰硕,可当前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评论工作的人数并不多,文学界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关注度还不够高。

下午的大会交流由李敬泽主持。石一宁、金仁顺、包银山、田耳、阿拉提·阿斯木、次仁罗布、纳张元、朝颜、陈雷鸣、景宜、雷忠等作家、评论家和文学组织工作者,围绕大会主题,结合各自的创作和工作实践,先后分享了对文学创作和作协工作的看法。

2013年,在中宣部、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作协启动实施为期5年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设立国家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基金,从人才培养、鼓励创作、加强译介、扶持出版、理论批评建设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

当下少数民族诗歌存在何种问题? 答案见仁见智。我的看法是:就汉文新诗而论,少数民族诗歌流派较少,风格较为单一,偏向于抒情,以诗歌形式对生活与人性的深入开掘尚有不足,对诗歌语言探索的深度与广度也尚未达到理想的境界。

阿舍在交流中说,更多的评论家的参与对少数民族文学的传播、推广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她认为《民族文学》的头题小说下配以相应的评论文章,既宣传了少数民族作家,又有助于提升评论界对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评论的关注。石一宁表示,可以利用体制机制的力量,加大培养、扶持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队伍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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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作品扶持项目和人才培训工作,让来自边疆的作者,尤其是人口较少民族的作者,全面提升了文学素质,增强了民族责任感,坚定了文学创作的信心。”尹汉胤说。

历史上,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中国的三大史诗均为少数民族诗歌,即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格萨尔»长达200万行,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最长的史诗。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近20万行,亦享誉世界。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长达20多万行,同为世界名著。«格萨尔»和«玛纳斯»作为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于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有这份历史底气,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走向更加辉煌的前景并非没有可能。少数民族诗歌今后在继续保持自己的优势与风格特色的同时,还应多方学习借鉴,在思想的深度、语言的广度追求上更多着力。对于在本民族母语环境中成长的少数民族诗人来说,汉文诗歌创作比汉族诗人是有难度的,在语言上的探索要比汉族诗人走得更远,需付出更多的艰辛。但既然是运用同一种语言创作,诗歌的审美评价标准就是没有例外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着母语背景的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也有可能给当代汉语注入新的活力、新的元素。因为汉语本来就是一种海纳百川的开放的语言体系。当然,少数民族诗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既需要创作者的主观努力,在客观上亦需假以时日。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文学的罗马也是如此。

聚焦时代主旋律,寻找观察、书写世界的支点

石一宁发言

目前,我国少数民族作家的阵容可观。据统计,中国作家协会1万多名会员中,少数民族会员比例占到13%。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现有会员3500多人,这5年来,平均每年发展130多人。

钟世华:对于少数民族诗歌您其实是有发言权的。无论是在«文艺报»工作,还是现在的«民族文学»,您既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参与者、见证者,同时又是叙述者。您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到,多民族文学比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更为广泛。之前学界一直都是用“少数民族文学”这个概念,您觉得“多民族文学”的广泛性体现在哪里?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虽然取得很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石一宁认为,题材狭窄甚至题材雷同的问题尤其突出。《民族文学》的来稿中,很多作品局限于乡土题材、亲情题材,只关注身边琐事和个人悲欢,缺乏更广阔的视野和时代生活,作家缺乏驾驭重大题材、重大事件、重大场面的能力。他希望作家聚焦时代主旋律,在阅历方面多拓展,在思考方面多深化,把目光聚焦在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众的脱贫攻坚方面,多写这样的作品。

石一宁说,这些年来,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得益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得益于各类文学工程和文学机制的大力支持。一系列文学佳作的涌现,进一步提升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力。进入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面临着新的机遇、新的课题和新的期待。我们既要坚持多样化,也要弘扬主旋律,关注“脱贫攻坚”、“一带一路”、“美丽中国”等现实题材,以多样化的风格和创新性的手法创造出新时代的史诗。

老中青三代作家扎根生活、扎根人民,奉献了许多无愧于时代的精品佳作。他们对民族文化传统、民族生活习惯及当代现实生活冲突的描绘,对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的命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切,对底层边缘人物的励志书写,对底层人物精神救赎的关注等,营造了民族文学领域“百花齐放、星空灿烂”的景象。

石一宁:之所以说多民族文学比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更广泛,是因为在中国,多民族文学指的是56个民族的文学,也就是中华民族文学,而不是单纯指少数民族文学。可能有人会问干脆说中国文学不就行了吗,制造这么多概念不是繁琐多余吗? 但细究起来,中国文学、多民族文学,这两个概念还是有差异的,这是因为它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有的人在使用中国文学这一概念时,对少数民族文学未必予以太多注意。而使用多民族文学这一概念时就不一样了,语象、语义皆使人不得不关注、不得不容纳少数民族文学,这个概念更能体现文学平等与民主,其中没有大民族主义,也没有小民族的自卑。在这样平等与民主的语境中,我们更能理性和公正地谈论文学,谈论文学多样性,谈论各民族的文学成就和贡献。

在刘大先看来,少数民族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很容易陷入几种固定模式:以代际冲突呈现现代化生活对古老族群传统、乡村传统、血缘共同体、村落共同体的冲击的现代与传统的冲突模式,依靠外来文化打开封闭环境的全球化与地方性矛盾模式,以家族史小说叙事的套路串联重大历史事件的“史诗写作”模式。其实,少数民族的许多基层写作者并不缺乏生活素材,他们拥有较为丰富的写作经验,可他们的经验是碎片化的,无法形成“故事”,缺乏的是一种提炼能力、思想能力。他希望写作者除了阅读文学作品,还应该多读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提升自身思想,拓宽世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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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书写展示“文化自信”

钟世华:那对于文化同一化和差异化问题,您有何深入的思考?

阿舍是维吾尔族作家,她的散文作品很多集中展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活,具有异常鲜明的个体经验和地域特色。在交流中她表示,一个作家其实不会仅仅满足于只写本民族的题材,这是一个作家自我成长的正常诉求,在书写中他会不断地希望开拓新的文学风景。在现代化、全球化进程、城镇化进程交织叠加的时代背景下,民族经验、地域经验、差异性经验减少和流失是必然现象,在这种大背景下,阿舍认为一个作家,无论是少数民族作家还是汉族作家,都要去寻找观察和表达的支点,寻找新的突破口、新的可能性。

金仁顺发言

拥有丰厚文化遗产积淀的少数民族,向来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着强烈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在民间文学和口头传统的激励下,很多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不但赢得了国内读者的喜欢,也获得了世界级的奖项和荣誉。

石一宁:对于这个问题,我曾在《民族文学的活力之源———兼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现状»一文中作了相关描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文化的演进是双向的,一是文化的趋同,一是文化的回归,也就是与文化同一化保持距离的文化差异化、多样化的选择。前者比如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比如好莱坞大片的东方题材乃至中国题材,如«功夫熊猫»«花木兰»等,体现的是一种文化趋同的态势。但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又使得这种文化趋同明显地具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占领的色彩,文化趋同变成西方化、美国化,必然引起各发展中国家的警觉反应。而且文化的千篇一律,并不符合人性的发展需求,最终将伤害人类的精神性和创造激情。因此民族文化的回归,即保护文化差异,保护文化多样性,也是一种高度的人类共识,并且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的文化政策。在文学领域,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从西方开始的、当代文学批评的文化学转向所极大推动的性别话语、弱势话语、边缘话语和身份政治的崛起,可以说前所未有地刷新了世界文学的面貌,重绘了世界文学乃到整个人类文化的地图。很多作家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身份,开始自觉地探索和表现民族历史、文化和当代现实生活。很多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制订平等的、注意保护少数民族权益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以使各民族和睦共处,国家长治久安。中国少数民族所用语言80多种,方言110多种,次方言和土语多达几百种。55个少数民族分布在祖国的四面八方,在漫长的历史岁月和不同的地域环境中形成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形成多姿多彩的民族特色。这是很可宝贵、很可珍视的文化多样性。而少数民族文学,承载着各民族的文化内涵、底蕴和色彩,既记录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也是文化多样性本身,是中国文学多样性的重要呈现。我们无法想象没有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国文学。正是因为有了少数民族文学,历史上和今天的中国文学才会这样色彩斑斓,才会这样风情万种。

金仁顺谈到,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如今在我们面前铺展开来。对于写作者而言,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黄金时代。现在,处处诞生出各种新经验,需要作家们去捕捉、去发现、去书写。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我们要关注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变化和精神变迁,用新的视角书写新的民族故事。民族故事的历史和现实,杂糅、交织在一起,仿佛古老锦缎上面发出了鸟语和花香。这是我们写作的源泉和矿藏。

8月29日,第三届剑桥徐志摩诗歌艺术节组委会授予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银柳叶诗歌终身成就奖”。组委会主席艾伦·麦克法兰在颁奖时说:“吉狄马加的作品根植于彝族数千年的诗歌传统,是用彝人的古老乐器吹奏出的一曲献给他的民族和全人类的颂歌。”

钟世华:这也是您为何认为丝路文学的复兴,将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的重要原因,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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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以文学的形式表达了对古老文化消逝的伤痛、对保护大自然的呼吁等主题,与今天人类所面临的世界性难题产生了高度的契合,因此很容易形成国际性对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少数民族文学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尹汉胤说。

石一宁: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呈现着文化差异性和多样性,而丝路文学的复兴,实际上意味着文化差异性和多样性再次引起瞩目,中国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再次得以凸显。

包银山发言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敬文东认为,人类作为一个种群,爱恨情愁是一致的。尽管每个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学作品有共通性。他认为,少数民族作家从某种程度上能够对汉语文学创作形成反哺。“这几十年来,在诗歌的创作上,我们几乎丧失了赞美、歌颂的能力,少数民族写作者却能够弥补这个不足。”

我曾在«丝路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新的发展机遇»一文中谈到:“无论是北方丝路还是南方丝路,其地域乃多民族聚居地,丝绸之路与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关系紧密。发展和繁荣丝路文学,给丝路地域的少数民族文学带来的机遇是不言而喻的。丝路文学固然各地域、各民族的作家都可以创作,然而,最了解、最熟悉和亲历亲受丝路地域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的,莫过于身处该地域的少数民族作家,丝路文学创作,应更多地寄望于他们。同时,丝路地域一些少数民族是跨境民族,与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丝路文学交流,道路最便捷、条件最有利的也是该地域的少数民族作家。如前所述,丝路地域曾经诞生了中国三大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其中«格萨尔»«玛纳斯»已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江格尔»的申遗也早已启动。丝路地域还孕育了麻赫穆德·喀什噶里、仓央嘉措、居素甫·玛玛依等文化与文学巨匠。深厚的底蕴,光辉的传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丝路文学的勃兴,使少数民族文学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

包银山说,内蒙古作协通过举办培训班来提升作家们的思想政治境界,以“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扶持工程”和“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为抓手,推动更多优秀文学作品的涌现。同时,以中青年作家为主狠抓各民族作家队伍建设,以积极健康为基调充分发挥文学评论引领作用,以为民惠民为目标做好面向基层和服务群众工作。今后要继续以更多切实举措推动内蒙古文学进一步繁荣发展。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很多边远民族地区变成了开放的前沿阵地、文化输出的大通道,这对民族文学创作是一种极大的激励。

钟世华:何为“丝路文学”? “丝路文学”有什么鲜明的特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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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学研究》杂志编辑部主任刘大先观察到,民族文学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现象,就是非常关注本民族历史书写,是对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进程的书写。他认为,这体现了一种文化自豪感,他将其总结为“千光护照、光光相映”。

石一宁:其实我早在2015年就对丝路文学的定义作了相关的阐述:“丝路文学至少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二是指题材涉及丝绸之路的文学。目前大多研究者所使用的丝路文学概念,是将这两种含义都包括在里面的。但问题就来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学,范围何其广,题材更是千种万样,如何能用‘丝路文学’一统了之? 如果将我国丝路地域的文学和丝路沿线国家的文学都统称为丝路文学,虽然直截了当、简单明快,但能否形成相关各方的共识,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而且循着第一种定义,有的研究者将丝绸之路开辟之前的文学,也归入丝路文学,未免更不能令人信服。这样看来,丝路文学概念的泛化,将会带来学术上的不严肃、学理上的不严谨。我认为将丝路文学定义为‘题材涉及丝绸之路的文学’更为科学。这一定义虽然将目前包罗万象的丝路文学缩小了,但它的内涵更为充实,外延也更为清晰。发生在丝路沿线地区和国家的非丝路题材的文学,并不因硬性将之归入丝路文学而更有意义,亦不因合理地将之排除于丝路文学之外而失去价值。丝路文学只是一种文学的分类,并不涉及价值评价和艺术评价。”

田耳发言

“以前我们讲文学的格局是:大的主流带着各种各样的支流向前奔腾;现在却是多个主题,就像一盏盏灯,形成‘光光相映’的局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多元性。”刘大先说。

丝路是一条开放之路,发展之路,这决定了丝路文学的风格更多的是健朗刚劲、慷慨豪放的,如唐代的边塞诗。但丝路文学亦无太多必要将自己的光荣寄托于遥远的古代。丝路文学的辉煌,更在于当代新的创造。“一带一路”日益成为全球共同参与的宏图大业,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外作家也会将丝路作为创作的重要题材。丝路文学的发展及其成就,不妨先假以一段时日。

在田耳看来,写作者不能只待在书斋里,而要进入更具体更广阔的生活实景,需要与更多的人进行更直接的接触。作为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作家,既要继承民族文学的优良传统,也要开拓写作的新题材新领域,塑造全新的民族人物形象。这是艰巨的任务,也是巨大的动力。少数民族作家要用作品说话,大家共同努力,不断与时俱进,创作出更多有价值的优秀作品。

北京大学教授陈岗龙也注意到,随着民族自信心的提高,少数民族作家的关注视野也在不断扩大。“少数民族作家不仅仅关注本民族文化或者是本民族生存状况,也将目光投向了人类命运、生态环境保护等宏大问题的思索。”

钟世华:“一带一路”的提出,充分彰显了中华文化自信。您当时提出丝路文学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新机遇的初衷是不是也想给少数民族作家树立一种文学自觉和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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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际互译推动文化交往交流交融

石一宁:少数民族文学在新世纪迎来了新的高潮。尤其是中国作协实施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以体制机制的力量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繁荣。另一方面,不仅«民族文学»等少数民族文学期刊,而且全国各名刊大刊和出版社,也都很重视刊发和出版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少数民族文学老中青作家创作活跃,新人辈出,作品大量涌现,这些都是十分可喜的局面。然而,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短板也是明显的,这就是不少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因为经历、阅历所限,创作题材狭窄,往往局限于身边生活琐事,题材乃至内容撞车甚为常见,原创性严重不足。能够书写和驾驭重大题材,创作史诗性作品的少数民族作家,还是甚少。而“一带一路”倡议,既是全球经济宏图,又何尝不是文化的一次回归和新变? 回归,是因为“一带一路”唤起了深远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汉唐气象、大漠雄风,还有浩荡的航海船队……货物贸易、戍边卫疆、文化交流,丝绸之路的这些历史内容,该有多么宏富,多么厚重,值得作家去挖掘、钩沉、打捞,去回味、咀嚼和反思。新变,是因为今天的“一带一路”规模与意义已远远超越古代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是经济之路、民生之路,也是交流之路、和平之路;是发展中国之路,也是造福世界之路,是“新型全球化”,是全球发展的“中国方案”。这其中,当有多少文化的新风貌、新内涵、新经验! 少数民族作家多来自或生活在丝路地域,面对重新唤起的历史记忆,面对时代带来的发展机遇,确实需要深切体认,激活情感,开启想象,以深刻的文学自觉和文化自信迎接令人充满期待的未来。

阿拉提·阿斯木发言

“这五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不断繁荣,扩大了中国文学版图,形成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学生态。其中,母语写作成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一大亮点。”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叶梅说。

钟世华:您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然而,在改革开放中刚刚起步的新时期文学的语境,决定了作家们更多侧重于民间文化的鲜活经验和审美方式等层面,未曾达到对文化同一化和差异化问题的深入思考。”但在文中又强调“广西的民族文学还要再民间化”。这个问题能否展开谈谈?

阿拉提·阿斯木认为,新时代的民族文学是团结进步的民族文学,是感恩祖国和人民的民族文学。多年来,新疆作协实行签约作家制度、双稿费奖励制度,加强重大现实题材的创作,突出对青年作家的培养、对基层作家的扶持。新疆的很多作家是用母语进行创作的,因此,新疆作协加强了作品翻译的力度。我们要一起努力,在温暖的民族文学大家庭里,再创少数民族文学的新辉煌。

陈岗龙认为,在互联网时代,用母语写作的基层作家反而更有可能写出文学价值较高的作品。“一方面,他们通过互联网能跟世界快速接轨,文学创作手法娴熟;另一方面,他们对文化的亲身体验和感受没有离开原来的生活基础。”

石一宁: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时期文学出现了一股从民间文化传统寻求活力以及与西方现代主义对话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潮流,“寻根文学”的代表人物韩少功在其论文«文学的“根”»中说:“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作家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4]这两段话很能概括新时期文学初期语境中的“文学寻根”的目的与特征。80年代中期的中国,全球化的浪潮尚未风起云涌,文化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尚未形成明显的冲突,“寻根文学”的作家们更多思考的是民族民间文化的精华与糟粕问题,其对民族生存发展的促进或阻滞问题。而进入21世纪之后,积极加入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已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文化发展方面,当下中国面临的最大课题已不是优与劣的拣择,而是同与异的忧虑。正如尼采所认为,世界完全诞生于差异之中。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西方思想家对文化差异也颇多肯定。因此,关注文化差异、保护文化多样性,日益成为人类共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来观察广西文学的发展,“再民间化”是一个甚为自然的议题。广西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域,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从文学创作的层面探索、挖掘和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必然面临着“再民间化”的课题。对于少数民族作家而言,“民间化”还几乎是“民族化”的同义词。民族文化的根基在民间。“再民间化”不是要求作家去写民间文学,不是再回到民间文学模式,而是在全球化语境中,以新的目光去注视民间文化,以新的思考去审问民间文化,从中获得文化差异、文化多样性的新的发现,进而使自己的创作具有新的意涵,呈现新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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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陈岗龙也表示,目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只能局限在本民族读者群里,如果想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必须要依靠翻译这个桥梁。

钟世华:对“寻根文学”的评价,学界始终褒贬不一。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来看,对于“寻根文学”,您是如何评价的? 您认为文学真正的根是什么?

次仁罗布发言

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中,族际互译是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据介绍,从2013年起,中国作协每年从上年度公开发表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中,精选出约200万字汉语作品,翻译成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5种民族文本。民译汉方面,2013年出版了10卷本《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选》,2014年起专项,每年扶持民族文字作品单行本10部。

石一宁:“寻根文学”是新时期文学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一次探寻,这种探寻其实在不同的“寻根派”作家那里,目的也是不同的。有的是为了继承,有的是为了批判。但无论是继承或批判,都有合理的依据,因为民族文化传统极为丰富和复杂,呈现正负两方面的意义。正面的需要阐扬,负面的必须摒弃。“寻根文学”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一个必然进程,“寻根文学”思潮及其作品具有积极的意义。文学真正的根是生活,这可能是一句大白话,但仔细分析,它又是很学术性的。生活包括现实生活与历史生活,现实生活与历史生活又是各民族人民分别或共同创造的,其中贯穿着民族性。而民族性的创造已经进入了文化的范畴了。

次仁罗布谈到,藏族同我国的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在青藏高原上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灿烂文化,为中华文学宝库贡献了众多优秀文学作品。它们在中华文学百花园中争奇斗艳,芳香四溢。面向未来,我们要投入到巨变的社会生活中去,书写和记录本民族在新时代的点点滴滴。应该进一步开阔创作视野,将历史意识和现实关怀结合起来,不断开辟出叙事的新路径,让文学作品的表现手法更具多样性。

“《民族文学》民文版的创刊,为‘民译汉’和‘汉译民’的翻译家提供了展示的舞台。”《民族文学》副主编赵晏彪说。

钟世华:那您觉得在创作中如何坚持现实和历史两条腿走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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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民族文学》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5个民文版,2/3以上的内容属于翻译作品。“全国新近出版的优秀作品或者全国获奖作家的新作、代表作,大多数通过翻译才得以介绍给少数民族母语读者。”《民族文学》一编室主任杨玉梅说。

石一宁: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从文学生态来说,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创作都很重要,也都很必要,因为生活是广阔的,读者的审美需求是多样的。从作家个人的创作来说,现实与历史都是必修的功课。无论是创作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作家都需要现实生活积累和历史知识储备,现实和历史两种维度都需要兼顾。读史使人明智,英国思想家和作家培根的这句名言,即使对现实题材创作者也是十分有益的启示。历史包含人类丰富的经验和深沉的教训,对现实题材创作同样可以起到镜鉴和参考的作用。现实和历史都是时空结合体,现实是从历史中走来的,而历史是现实中的人所理解的历史。现实题材的作品应有历史感,历史题材的作品应有现实感。只有对现实与历史都有清醒和深刻的认识,一个作家的创作才有可能是成熟的、根基厚实的。

纳张元发言

这5年,民族文学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2013年至2016年,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项目共扶持100部作品的对外翻译,涉及15个少数民族、25种语言。

钟世华:创作和理论是文学的两翼,您既是作家,也是评论家,能否谈谈少数民族文学的批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您的一些建议?

纳张元说,在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它架设起了民族团结的友谊桥梁,沟通了心灵,促进了边疆民族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起到了文化戍边的作用。云南少数民族作家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为生态文明建设鼓与呼。他们书写“茶马古道”,聚焦“一带一路”,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佳作。为我们留下了“走出去”的宝贵经验,也为云南文学开启了新的领域。

在近期举办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译出版社和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等共同举办了“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海外推广计划发布会暨少数民族文学国际翻译出版论坛”,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出版商进行了商谈。“国外的读者特别想知道,当下中国人是怎样生存、生活的,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恰好回答了这些问题。”叶梅说。

石一宁:当下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应该说比前些年要可喜。中国作协2013年起实施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包括了对理论评论的扶持。相关一些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评论专著,这几年得以顺利出版。«文艺报»«民族文学»等报刊加大了刊发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评论的力度,一些优秀的汉族理论评论家也加入其中。但从当前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态势来看,理论评论还是显得较为薄弱。相对于作家,理论评论家的入门门槛较高,而且有理论评论兴趣的也不多。而目前加入的一些汉族理论评论家,少数民族文学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兼顾的副业,当作主要研究和评论对象的甚少。所以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评论队伍人数偏少,甚至青黄不接。另一方面,与当下中国文学批评整体状况一样,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也存在一味地表扬,不敢像鲁迅所言的“坏处说坏,好处说好”的问题。此外,整体的批评素质也还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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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打造精品力作,建设共有精神家园

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评论建设,我认为要加大力度从体制机制方面进行扶持,要像对创作那样,以体制机制的力量促进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发展和繁荣。相关大专院校包括鲁迅文学院要重视培养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评论人才。相关报刊应增加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版面和篇幅,稿酬从优。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家,也要不断地提高批评素质,使自己的理论评论水平始终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保持同步。最后,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家要勇于批评,在文学标准面前,各民族都应一视同仁,不能因为对象是少数民族作品,就不敢批评,或者降低标准和要求。只要是善意的批评,我想批评对象最终都会接受,都会理解这是对自己的创作真正起到提高作用的批评。

朝颜发言

在此次研讨会上,刘大先直言,新世纪以来,民族文学领域还没有产生传播特别广泛、流传特别久远的作品;也缺乏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这是民族文学在下一阶段要着力突破的地方。

钟世华:一味说好话的确是当下文学的一大弊端。能否谈谈您的批评观?

朝颜说,在阅读众多畲族文学作品之后发现,一部畲族文学史就是一个族群从山里走向山外、从远离人群到回归人群的奋斗史。作为一个写作者,需要把自己放置于更广大的时空和人群之中,不断拓宽写作题材和疆域,不断打开更为丰饶和开阔的创作视域。无论今后还将写什么题材、什么作品,她必定会始终关注现实,始终关注人民,始终坚守一个作家的温度、善良和悲悯。

《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也指出,少数民族作家还要进一步深入体验生活,丰富阅历,开阔视野,克服题材狭窄、写作同质、原创性不足等难题。他期待,未来能够涌现更多能够驾驭大题材、大作品的作家。

石一宁:批评也是一种话语权。话语权如同现实中的其他权力一样,需要操持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慎重对待,理性运用。文学批评成为阿谀奉承,实质上是话语权的滥用,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公信力的丧失。话语权被轻佻运用,其根源有拜金主义,更有站位、学养和勇气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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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品的思想性上,与会专家也特别强调,在坚持多元文化和族别叙事的同时,要进一步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为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贡献文学力量。

批评家首先需要解决自己的站位即价值观和立场问题。辩证唯物论和人民立场,是当代中国文学对批评家的站位和见识要求,也是批评家面对新世纪的文学创作能够履行和承担批评职责的前提。一些世界观和价值观有问题的作品被吹捧,首因即为批评家的站位不正确。做一个批评家又是辛苦的,需要深厚渊博的学养。做批评家还有一难,就是要有相当的勇气。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研究不同的是,当代文学批评家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是有喜怒哀乐的人。栽花令人喜,种刺惹人嫌,这一人性的弱点不断地考验着批评家的勇气。

陈雷鸣发言

“文学的民族性不是一个静态的符号,不是一个凝固的抽象物,也不是一个狭隘的藩篱。它离不开变化的社会生活,离不开国家的发展变化,离不开外界信息的影响。作为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必须扩大时代的眼界和文学的视野,把个人的体验和国家、时代的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包明德说。

批评家的勇气不是刚愎自用,而是来自正义感,来自对批评对象的善意。批评家要讲原则,要有底线,是非面前决不能动摇和失守。批评家要坚信在尊重作者精神劳动基础上的善意的批评,是对作者和文学生态有益的批评。恶意的批评,这是“骂杀”。而“捧杀”,其实也是一种似善而非善的批评,它令创作固步自封裹足不前,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杀死“青蛙”。

陈雷鸣认为,贵州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滋养了一代又一代贵州各民族作家。这些年来,贵州着力打造民族作家培养品牌,实施优秀民族文学作品奖评机制,实行积极扶持政策,为民族文学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今后几年,贵州作协将围绕“多彩贵州”这个品牌,在少数民族作家培训、优秀作品扶持和奖励、民族文学理论与批评等方面积极发力,扎实推动贵州少数民族文学迈上新台阶。

与会者认为,未来还要加大民族文学评论、研究的力度,以推动民族文学更好地为人民抒写、为时代高歌,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高峰”作品。

清代郑板桥有名句:“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我觉得这也是创作与批评关系之真谛。所谓“入木三分”,不是酷评,更不是“骂杀”,而是真切、坚实和深刻,是“坏处说坏,好处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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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景宜发言

[1] 阿顿·华多太.北京,北京[J].民族文学,2015:139G140.

景宜表示,走在文学创作之路上,她始终坚守文学前辈们的教诲,那就是,“文学创作要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用作品展示民族前途和人类命运”。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需要我们深刻地认识新时代。少数民族作家要了解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聚焦时代新变化,准确把握新时代民族生活的新特点、新发展,塑造民族生活中的时代新人,讲述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史、英雄史、奋斗史。

[2] 石一宁.民族文学的活力之源:兼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现状[J].文化与传播,20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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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石一宁.丝路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新的发展机遇[N].

雷忠发言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G10G27.

雷忠谈到,宁夏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成果丰硕,少数民族作家队伍迅速成长,少数民族文学活动丰富多彩,呈现出队伍大团结、创作大繁荣、事业大发展的喜人局面。宁夏今后将努力扩大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出版扶持和宣传推介,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论研究和评论,继续举办少数民族作家读书班,加强少数民族作家的出省交流活动,使宁夏少数民族文学工作在新时代实现新突破。

[4] 韩少功.文学的根[J].作家,1985(4):2G6

吉狄马加在会议总结中说,在这次会议中,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就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学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们将认真梳理这些意见和建议,转化为推进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实际举措。下一步,中国作协还要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题材、农村题材、儿童文学题材的创作扶持力度,尽快推出更多精品力作。希望广大少数民族作家以这次会议为新的起点,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植根中华文化沃土,聚焦人民群众期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守正创新,推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不断发展,为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刊于《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期

在完成各项议程后,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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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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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

(摄影:王继国 陈泽宇)